日本作家安岡章太郎七十年代寫過一本隨筆集《良友．惡友》，文庫版，清雅精緻，我以有限日語花一個星期讀了遍，有點心得。安岡先生筆下的良友、惡友，其實都是他的好朋友，良友誘導他看書、做學問；惡友陪他吃喝玩樂，因而良友、惡友對他都沒有造成什麼傷害。書的後記這樣說——「說真的，有時候跟惡友為伍，會覺得更加開心，天南地北的聊，你喝你的酒，我聽我的歌，逍遙自在。」看得出安岡先生表面寫嚴肅文學，心裏藏着放任和浪漫。喜歡這本書，四十年後還不時回緬當日枯坐信濃町咖啡室、凝看窗外漫山楓葉細讀此書的光景。人長大了，體會更深，發現身邊原來也有良友和惡友，情況大抵跟安岡先生相同，而我也一如先生那樣，偏向惡友。
如果惡友真像安岡先生筆下那樣的放任、浪漫，那便好了，可惜的是，近日香港一場抗爭運動，讓我徹底認識了惡友的真面目。抗爭展延了才七八天，朋友當中，大致已分為三類：一是熱血沸騰，奔走支持；二則保持中立，任憑窗外雷轟風颳，閉口無言；最後一類則是破口大駡，認為學生們滋事，罪該萬死。第一類是頂級良友，第二類也大可當作朋友，第三類呢，枉稱人！
有個惡友這樣說我「你年事已老，何必趟渾水，最後淪為漢奸走狗，壞了名聲。」啊啊啊！我聽呆了！怎麼支持學生爭取真普選會成為走狗漢奸呢？做走狗、漢奸也得有投靠對象呀！如今又非日本侵華，我像周佛海、陳公博那般地協助土肥原賢二和南京偽政府出賣民族，今天是自由民主時代，我支持的對象只是熱血正義的學生，如果這就能定評為漢奸走狗，我當樂為之。這位惡友也是花甲老翁，嘴裏說我年事高，大抵也忘了自己的年齡吧！以為尚是青春年少，終日徵歌逐色，頹廢消沉，可他不知道，當中央收緊港人自由的時候，他去找三陪，隨時會碰到黃海波、王全安那樣的窘況，被控以嫖妓勞教六個月，另加罰巨款。
還有一個惡友，更駭人，傳來微博說：「我寧可要一個强權專制的强大國家，也不想要一個四分五裂的民主國家！」呀呀！那是什麼歪理？推行民主，國家就會四分五裂，這是什麼邏輯？寧要專制的國家，那豈非自甘為奴？魯迅先生說「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這就不足為奇了。柏楊先生批判中國文化是「醬缸」文化，一言中矢，「專制」、「封建」醬染了中國人的靈魂，五四反專制、反封建、反極權，不少學生、作家付出了生命，卻只能在專制汪洋中掀起少許漣漪，蕩漾開去，眨眼即逝，而專制、封建魔力不滅。廿一世紀又如何，中國人仍受着魔咒的緊箍，甘作極權奴隸。惡友中，這樣的人，當不僅上述那兩位先生，而是數之不盡。我驚覺身邊不少朋友有着牢不可破的奴性，短視狹隘，不願為爭取自由法治作些許犧牲，只要觸及他們的利益（如果有的話），就會咆哮嘶喊。那位說我是漢奸、走狗的惡友，居然如夜梟那般叫囂：「學生們該打該殺，警察太仁慈了！」哇哇！這是人說的話嗎？不必取笑我有這種惡友，朋友們！細心四顧，你身邊大抵也少不了呢！面對這樣的惡友，我的路只有兩條：不是投以尖銳匕首，便是管寧割席，你們挑哪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