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行動持續多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上周四聲稱，學界等團體公佈新一輪不合作行動，對話基礎已被動搖為由，決定擱置原定周五與學聯的對話。有記者詢問會否承諾不進行武力清場，林鄭自言作為「局外人」，不可對執法行動「指指點點」。作為保安局的直接上司，林鄭竟稱自己是執法行動的局外人，言外之意，令人側目。
另一位政壇宿將、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曾經說過「不擁護中央憲法和一黨專政的人不能當特首」，而林鄭在解釋特首任職條件時卻說「政府沒有說過愛國等同愛黨」，對中共的看法之分歧，反映了兩人不同的價值取向。然而不愛黨也得服從黨，中國憲法的核心乃一黨專政，這就是林鄭一直在強調的、香港政改要遵從的憲制基礎。企圖在價值理性上潔身自好，又不得不在工具理性上為虎作倀，反映了林鄭自詡局外人，但行局中事的撕裂心態。
這種心態不能僅僅歸結為政治人物性格的瑕疵，它體現出的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病。在法治國家，法律的獨立性，規範性和公開性，為政治家的發展提供了可以預期的範圍，他可以言行一致、全力以赴地去實踐自己的政治抱負，去履行自己的政治承擔。但在中國，憲法上許多條文都是空頭支票，無法兌現。而實際起作用的是黨章黨紀，國內護法學者稱之為起決定性作用的「隱秘憲法」。黨的一把手決定一切，無規範、不透明、一言堂、典型的人治。官員除了唯上是從以外，鮮有前瞻性和主動作為，覆巢之下無完卵，獨裁之下無政治家。
六四時期，趙紫陽向來訪的戈爾巴喬夫說，鄧小平雖然已退出中央委員會，但仍然是黨的最高決策人，引起老鄧極為不滿，堂堂黨的政治局總書記，最終成了政治的局外人而被罷黜。中英談判時期，鄧小平當着衆多記者的面，怒斥耿飆和黃華在香港是否駐軍問題上「胡說八道」。兩位時任人大副委員長，而耿飆為前國防部長，黃華為前外交部長，對香港駐軍當然有發言權，但都淪為局外人被一元化領導痛駡。
政改以來，中央涉港事務的現任高管多次與泛民對話，而對話之前都已經有了結論，高官們帶着政治局旨意而來，沒有誰能夠越雷池一步。對於泛民提出的新問題，最多是記錄下來再向上彙報。一方是利益攸關的泛民人士，一方卻是鸚鵡學舌的黨棍政客，這樣的對話有何建設性？人大170位常委也是局外人身份，大都對香港情況不甚了解，缺乏利益相關的責任心，這些由黨委提名產生的常委們卻要來確定未來香港的普選程序，如此政治決定有何正當性？
美國前議長奧尼爾曾說：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此話既是肯定主權在民的價值，又注重地方自治的效率。中央強調對香港有「全面管制權」，這種一切政治都是中央政治的專制思維，無疑會通過上述一元化領導的權力模式侵蝕到港府的運作之中來，崇尚公平、嚴守法治、追求高效的香港公務員制度何以為繼？
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近日自言因警察對學生放催淚彈而哭，孰對孰錯？阿松謂「要讓歷史判斷」，但責任不在前線警務人員，「佢哋都係打工，但做領導嘅就唔係打工」。此言可視為是對林鄭的警示：如果港府決策人缺乏對港人的政治承擔，而囿于一黨專制的權力模式不能自拔，儘管將自己打扮成局外人的形象，也不能逃避歷史的追責。
有意思的是，兩年前林鄭也曾落淚，由於國民教育風波導致名望受損，她哽咽地說：「如果現在我都離棄這個特區政府，俗語說『跳船』，不支持梁振英去施政，是對不起香港巿民的。」而今，港府這條船已在民意面前嚴重觸礁，其重要原因是由於梁姓船長在接受黨的遙控，使得香港這條船正在偏離一國兩制的航道，要駛向一個所有權力都是中央授予的「單一制」國度去，在那裏，一人一票的選舉是北韓模式，獨立的法官有了主人，而自由將成為「尋釁滋事」。
我相信，林鄭擱置與學聯的對話，並非她個人的決定。問題是，作為香港這艘船上的大副，林鄭如果對航向心有存疑，卻仍然身體力行，推波逐浪任其前駛，這不僅僅是一個政客的誠信和公信力的悲哀，更是香港政治前途的悲哀，所謂「局外人」言說也不能解脫的悲哀。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