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經警察以催淚彈、胡椒噴霧攻擊學生、老人，甚至是救護站後，大家不免疑惑：香港怎麼了？相信在一般人的觀念裏，香港警察受過良好的教育與訓練，大多的接觸經驗應是友善正直，理論上也該公平的對待人民。因此在此次佔中運動，除了典型執法惟恐不嚴的中式邏輯外，大多對於警方違反比例原則的表現感到意外。這就必須從社會情境的營造與統治階級的策略談起。
首先，基於同理心，我們都知道警察是人，有自己的情緒，也有可能在群眾運動中失控。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更深層的因素是，警察或執行公務者，往往因為上級的權威而違背人道精神，也就是學理上的去個人化（deindividuation）。受到明示或暗示，去個人化的個體在統治階級所賦予的社會情境內，試圖扮演執行正義、消滅異己的角色。於是，任何行動都是被認為對我群對秩序有利，而不論它是否合乎人的善性。聽起來似乎太過抽象，讓我們看看現實生活是怎麼樣的：隨着官方的哽咽背書，警方所為完全沒錯，動用武力是適當選擇，因為他們身繫香港繁榮關鍵。
換言之，警員們有了正當性驅逐示威者，以期恢復常態，但面對如此高敏感度的政治議題，官方的角色在本質上已非維持社會秩序，而是維護自身利益。不以政治談判解決問題，無視於被踐踏的人性與公理，反倒以國家機器壓制「暴徒」，這是古今東西統治者的弊病，此時再現深受中國控制、不需面對民意直選的港府，恐怕是理所當然。
另一方面，相較於港府的左右為難，北京顯然更樂於製造去人性的國家公敵。從《人民日報》、新華社、《環時》等官方喉舌近來的宣傳中不難發現，種種反華港獨等對於佔中運動的抹黑，正是為了要讓中國人民習慣仇恨這些新敵人。藉着西方勢力操縱、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型塑出集體的社會偏執，以防堵可能延伸至中國的民主萌芽。同時，以愛國大纛和經濟威脅，讓香港陷入恐懼，其他沉默的多數遂不敢妄動，只能被動的接受不公正體制。更有甚者，這種國家權威亦會逼迫犬儒式的逃離者或中立者表態，一起對付那些「傷害我們珍愛價值的壞分子」，而這類事情在中國文革裏屢見不鮮。
在民主化的旅程中，不是每個人都要衝鋒陷陣走上街頭，但是，堅持正確信念卻是我們可以做的重要選擇。如何應對上述那些去個人化的影響，知名心理學家、曾撰寫"Lucifer effect"一書的Zimbardo教授為我們提供了十個方針，像是「我不會為了安全感的幻覺而犧牲個人或公民自由」，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他的網站仔細看看。最簡單也最艱難的，便是我們必須抵禦受制於權威的平庸之惡，嘗試過後無論成敗，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民主英雄。
徐子軒
獨立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