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罷課集會開設了公民課堂，其課程題材之廣極其吸引，有譬如"Totalitarianism and George Orwell（Animal Farm and 1984）"（David Lloyd Smith）、「論自由」（周保松）這樣的政治哲學理論課程，亦有「從佔中看兩種民主觀」（區龍宇）、「金融化與香港的經濟不平等」（李劍明）這樣切合香港現實的課程，更有「我城。我性，關我Q事 」（學人．性．聯盟）、「從李香蘭到『愛與和平』」（馬樹人）這些關於亞文化（subculture）的探討。如此多元的腦力激蕩課程，十足是將罷課學生的抗命場所轉成哈貝馬斯筆下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這正是公民課堂的用意所在，將政治集會的功能不局限在政治抗命本身，更是別出心裁地進行一次民主政治的模擬。與一言堂的集權政治相反，民主政治的精髓正在於民眾的政治參與，讓普通人進入以往由政經精英把持的政治討論和決策領域，通過商議、投票來實踐民意。由此看來，公民課堂，已然做到了。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日前在FT中文網撰文《從人權走向公民權的香港社運》，指香港近二、三十年來社會運動的主要訴求是由人權走向公民權的轉變，背後對應的是港人對自身身份追求由「臣民」到「公民」的轉變。在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期，香港社運的主要關注是在主權移交之後，港人的基本人權（生存、就業、財產安全、表達自由、結社與集會權等）能否得到保障，是一種passive rights；而回歸之後，香港社運追求的不僅是人權，更要求有公民權，是positive rights。
港人爭取公民權，除了是香港社會經過幾十年經濟發展、城市化進程後，市民為追求更有保障之生活的必然訴求，直接原因便是九七後香港社會發生的「畸形病變」──房價奇高、物價急升、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也受到衝擊──歸根究柢，是因為在北京默許下，地產財團與官僚機構形成勾結，從中港商貿中大大受益，而普通民眾卻需要支付在此過程中產生的絕大部份社會經濟成本。
罷課前夕，學聯周永康發表《致香港人：不付代價，奢談未來》一文，將香港社會當前的癥結所在和參與公民抗命運動的因由寫得十分清楚，「時至今日，當權者卻仍與財閥壟斷政經命脈，提委會1,200個成員盡是本地土豪，繼續80年代以官商勾結維護特權的策略。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牽涉本港過百萬人的政策改變自然是遙遙無期……我們已不能再助紂為虐，眼看香港一代又一代人被百毒叢生的制度踢下去……而資源最終盡在濫用公權力的當權者與大財閥手中，香港到頭來仍是當權者與財閥的酒池肉林。」
這些日益加劇的民生困擾，日日與普通香港人的生活齟齬磨擦，亦日漸侵蝕他們對於執政者的信任。逐漸的，市民對於特權政府、財團的不信任和不滿漸增，認為他們無心維護香港人的利益；於是市民不得不正視、 發聲、行動起來，要求在政治領域內行使普遍的參與權，重新制訂政治規則，進而改變香港的社會結構。這，即是香港人要求的公民權。
香港人這些樸素的訴求，僅僅為了追求更好生活的努力，在親北京力量看來，便是「外國勢力介入」、「港獨」別有用心、圖謀不軌了。在針對罷課的一通口誅筆伐中，《亞洲周刊》江迅發表的《周永康要「公決」甚麼》一文，尤其值得點評。文章除了重彈「國家安全vs香港民主」這樣的老調，將周永康和學聯扣上「港獨」的帽子之外，更指學聯不是選舉產生，學生根本沒有選舉權，學聯成為一些熱衷反對派政治的年輕學子的「從政捷徑」。我無意為周辯解，只是這指責實在不是要和抗命學生、教授們的訴求直接對話，而且顧左右而言其他，藉抨擊學聯領袖的抗命動機，試圖打擊學生罷課運動的道德優勢。
大學的可貴之處，在於其理想性和純粹性。這些純粹的理想，如今通過罷課表達了出來，正正彰顯了許多人進入社會後理想被磨滅、消融的庸碌。或許我們可以說他們太天真、不成熟，但是，那些熱衷於文攻武嚇、強詞奪理的「大人們」，能否認真聆聽這些學生的訴求，反思為何本該由社會精英負責爭取的民主化政治，如今要靠這些「後生仔」來擔負此重任？
大專院校學生罷課，只是試圖喚醒社會的第一步；國慶當日，佔領中環行動啟動。公民抗命的成效如何，在於抗命者能否感染、動員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獲取更廣泛的民意支持。對此，學聯已經有心理準備，「若然未夠能量升級至罷工罷市，只證港人就是（在公民社會）深耕未足，問題錯置，往後必須糾正自爭取1988年直選起忽略社區營造、只重議會抗爭的方向」。其實， 無論這一輪抗命運動最終能否達成他們最初的訴求，抗命過程中學生、教授、政黨、社會人士關於香港政治體制的持續討論和辨析，已經邁出了民主政治的第一步。
學生們罷課明志，facebook有朋友貼圖，中大學生在玻璃門上寫下村上春樹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一段感言，我們「都只是面對一個名為體制的堅實高牆的一枚脆弱的雞蛋，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毫無勝機。高牆太高，太堅硬，太冰冷，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體制並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的體制」，與君共勉。
陸昕慈
傳媒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