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代表不停鼓吹「讓北京放心，香港才會有民主」，學界代表一直堅持「讓我們心服氣，香港才會有順治。」建制派不論北京給香港甚麼都會「袋住先」，把反對派標籤為「千古罪人」，泛民主派拒絕接受名不副實的特首直選，正是不想他日被歷史定性為「千古罪人」。
人大的決議與白皮書的宣告，充份反映了過去十七年中央從來不信任及不滿意港人的所作所為。
由支聯會的六四集會到傳媒與司法機構的「肆無忌憚」，中央其實忍無可忍，但仍得一忍再忍，以免小不忍亂大謀，把一國兩制承諾推翻，予英國以至全世界指摘中國的藉口與機會。今天建制派以至中央都以一直「容忍」這些不容於內地的組織與行為作為「放縱」「放任」「放生」香港人人可享的權利，也是聯合聲明與基本法的承諾。由於中央對賦予港人這些權利的不服氣，演變成對港人的長期不信任，所以直選的承諾遲遲未能兌現，除非變成富有中國特色，與內地看齊的「先篩後選」式普選。
香港的既得私益者，也不斷加強中央對港人的不信任，除了把異見者定性為顛覆分子，更遊說北京不能給外國勢力有機可乘。星期一習近平「賜見」財團與富豪代表，着眼點當是利益的操控與分派，以換取他們的效忠。
不論是政治或經濟利益，誰人都知道港英時代的操控與分派方式已不合時宜，但過去十七年北京絕大部份時間仍沒有公開插手介入參與，一心希望透過特首的有效管治能把新的操控與分派方式引入於港人不知不覺之中，因為特首理應是中國在香港的利益的代理及執行人，只向北京負責及問責。
只可惜董建華只是大好人，對「這使命」有心無力，曾蔭權則視之為「這份工」，工作範圍越窄越好；到了梁振英，當年為了能成功上位擊退對手，當然會對中央「這任務」全力以赴，即使有可能因而開罪了港英時代的既得利益者，遭受他們的圍攻，也會把個人榮辱置諸度外，只要中央不離不棄。
本周由董建華帶領上北京覲見習近平的全是第一線老人代表，日後香港的富二代梁振英應可手到拿來（例如帶隊訪問中國各省瓜分利益）。
透過利益操控與再分派，中央在香港展示和鞏固權力，把港英時代的遊戲規則徹底「撥亂反正」，對現有的既得利益者及未來的欲分利益者要求絕對的忠誠。
白皮書清楚說明一國其實沒有兩制，也不可能長期容忍兩制，一國兩制只是權宜之計和宣傳口號，絕對忠誠者對此不能有半點含糊與幻想。人大決議是白皮書宣告後的第一個體現，當然更不可以「落筆打三更」。
即使人大決議會導致香港人的徹底失望，即使反佔中運動會導致香港人的更大撕裂，即使拘控示威人士會導致香港人對警方的空前不滿，但這些都是絕對忠誠的表現，也是事在必行的部署。范徐麗泰、梁愛詩與譚惠珠幾位女將身先士卒慣見平常，葉劉帶領新民黨上京大吐小黨苦水兼抽水是應得回報，周融為何化身大俠張融，以至李國章突然由無聲無息變成挑機校長，則可以順藤摸瓜，由他們日後的一舉一動，看到其人的個人野心及政治前途。
周融的反佔中敵我思維及舉報熱線的陰謀理論，充份向公眾展示了他那「非友即敵，逆我者殺」的心志；李國章對大學生的輕視與蔑視，暴露了他「棧戀權力，目中無人」的本性，他們說不過別人，便不惜動員鐵馬和水馬，以確保中央的權力不受挑戰削弱，他們的忠誠不被考驗質疑。
明明是受人控制，卻懷疑所有人也受操控；不會為社會公眾犧牲個人利益，卻指摘別人自私自利；對他人口誅筆伐，其實自己就是受指摘的人的原型；自己所做的，自己也不接受，卻當作是他人的所作所為，須由自己親身征討；個人被迫接受現實，因為無力抗拒，他人拒不接受，我可批評為未盡全力並非全心（例如罷課不如退學）……這些自我安慰自我麻醉自我開解的語言偽術不斷出現，令中央對香港人的不信任更會不斷加大，可信的有能之士越來越少，收緊權力的速度因而越快及集中，香港人若不肯據理力爭，取回應得的權利，兩制很快便會湮沒，新一代的管治方式馬上來臨。
周信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