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們，我們怎能再容忍1,200個皇帝的壓榨！」
香港多所大學的罷課已正式啟動，爭取民主的耐力賽將由學生領跑。這場學運被別有用心的論者用以與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並列，但就其目的與手段觀之，兩者都相去甚遠，後者之目的在於打擊反民主的立法程序，以及兩岸權貴集團的聯手壟斷政策，其手段乃直追1832年巴黎共和黨人起義，所幸見傷不見死的和平落幕。而就目前港版學運觀之，它比較神似1990年的台灣野百合學運。
時間回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台灣雖然已經解嚴，但國民黨政府仍以動員戡亂（即中國共產黨）為由，持續沿用《臨時條款》，並抗拒實施民主憲政，僅推行「袋住先」的改革，例如國會有限改選。這是因為國民黨欲維持所謂的法統代表，讓過去那些由中國各省選出、隨着國民黨進入台灣的國民大會代表，在長達40年的歲月裏長據國會殿堂，成為不折不扣的投票機器，這遂成台灣人民不滿的主因。受到1989年中國64學運的激勵，一些台灣大學生決定不讓他們專美於前，於是在1990年3月16日，第一朵野百合綻開於中正紀念堂前，數名大學生靜坐抗議，點燃革新時代的火花。隔日在幾位教授以及各校學生組織的串聯下，開始了為期六天的柔性罷課。當時廣場上最響亮的口號是「同胞們，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皇帝（即國大代表）的壓榨」，時人稱之為野百合學運。
除了解散「萬年國大」、國會全面改選之外，野百合學運的訴求還有廢除上述的臨時條款、政府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改革時程表等，主軸是希望政府能夠正面回應民意，且回歸憲政體制。對照起如今香港學運，可謂大同小異，大同是指雙方的背景，雙方都由學生主導，學生運動不但具有純潔性，學生們也是未來社會的菁英階層，更富一定的代表性；同時，雙方均面對反動力量的攻擊，但上演的戲碼主要是輿論戰，而非肉搏戰。在台灣方面，已有天安門事件的血腥前例，國民黨政權不能也不敢動用武力，在香港方面，中國更無可能在此時以駐港軍隊干涉。小異是指雙方的目標，港生似更甚一籌，像是要求特首直選、官方道歉否則下台等主張，那時的台灣學運尚未到達這層高度，而是由政黨與社運團體倡議直選，台生的角色顯得較為被動。
不過，環顧野百合學運，或者再放大到同屬儒教文化的韓國經驗觀之，學運能夠成功，有其時代因素。台灣與韓國之所以搭上第三波民主化列車，很大的driving force來自於所謂的民主causers，也就是推動民主化的領袖，在台灣是蔣經國與李登輝，在韓國是盧泰愚、金大中與金泳三。這些人物配合學運、社運等bottom-up施加壓力，再由top-down推動政改，分進合擊才獲得成功。香港學運目前並不具備這類條件，因此成功的機率明顯較小。但是，這不是說學運至此便可解散，香港朋友應該認命接受。要知道，野百合之後再過五年，台灣才迎接首次總統大選。是故，香港朋友不必灰心，而是應該逐步營造出促使香港民主化的環境。
徐子軒
獨立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