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方案要着眼的從來都不應是行政首長是否以一人一票產生，亦不應只關注能否有效把討厭的在位者從特首寶座拉下來，而是應該思考現行人大框架下能否創造出一個選舉機制為當前建制勾結合謀體制注入改變動力。我們很容易因為梁振英的可惡從而接受建制當前的提議，但我們必須緊記特首只是體制的象徵性人物，現時真正令整個權力結構得以運行的是特首潛伏在各個領域的既得利益團體。
不能否認面對當前的社會問題，無能的行政機關確實難辭其咎，但這些問題亦源自整個社會的權力利益分配向既得利益團體嚴重傾斜：由董建華年代七一遊行開始叫喊着的官商勾結，到其後的地產霸權，到今時今日的中聯辦治港，當中所反映都是民眾對建制結構性腐敗及失衡的強烈控訴。但現時在人大框架下能設計的政治改革，究竟是為了逐步改善這種權力利益分配失衡，抑或純粹為腐敗體制所出現的政治後果尋找替罪羔羊？
在現時人大框架下要設計一個只撤換領頭羊的選舉機制非常容易，而這種機制很大程度是用諸麻痹民眾，使他們暫時忘記建制霸權施加的剝削及欺凌所帶來的痛苦，隨之構成政治上的惡性循環。這種機制依賴的就是民眾短視地把政治責任完全聚焦在權力象徵之上，忽略建制霸權結構長遠帶來的惡，從而令既得利益者在重要關頭棄卒保帥。可以想像當民眾對建制的不滿及怨恨走到臨界點，只要既得利益者把現任特首堵截在選舉的提名階段，或推出形象正面候選人與之較勁，配以一人一票的授權過程讓新人光榮當選，必定為下任特首帶來比董建華腳痛下台更長的施政蜜月期。
打倒頭號敵人當然會帶來短暫的歡愉氣氛，但即使扳倒了一個梁振英，在建制霸權絲毫無損的情況下，換來的亦只是特權階級的代言人，亦只是另外一個梁振英。這種制度荒謬之處不單在於特首能從一人一票的過程中獲得權力作欺壓民眾之事，亦在於建制竟以更換代言人來回應民眾對社會改革的期望及深層次問題的不滿；當繼任特首民望耗盡之際，建制霸權即可重施故技平息民怨。但越給予社會假希望，越會擴大民眾的期望落差，無力感只會與日俱增，對體制失望逐漸轉為絕望。
對體制感到絕望往往是採取抗爭行為的原動力。這些年來泛民主派之所以能夠對建制採取和理非非的態度是建基於制度逐步民主演進的樂觀希望。以前大部份泛民支持者還相信與建制理性溝通及談判才是民主化的唯一道路，而立法會以內泛民議員仍然可以透過關鍵少數阻擋惡法降臨，才致使激進抗爭行為從來都不是行動首選。即使陳戴二人所主導的佔領中環，最終目的還是希望走到光譜比較激進的位置，讓溫和的泛民主派與建制派就避免佔中發生進行談話，期望建制至少也考慮其他合乎國際標準但處於中間或者比較保守的政改方案。人大方案一錘定音後他們嗅到絕望的味道，抗爭才變得無可避免。
建制方面這一次亦不再戴上理性溝通的假面具，反而無所不用其極務求令爛方案得以順利通過。他們除了出口術哄騙市民袋住先，威迫利誘泛民個別議員不成便改組選區，不惜工本也要攻陷泛民手握的終極否決權。運用如此手法無疑是能夠重奪行政主導權，但此舉勢將泛民推向絕望邊緣，民眾不會再對議會制衡建制寄予厚望，泛民議員既失否決權這個重要談判籌碼又有何不抗爭的藉口，屆時一股脫離議會政治且難以觸摸的強大反抗力量將會應運而生。當人民在體制內看不到希望且感到絕望，採取更激烈的街頭手段及抗爭爭取社會改變是遲早之事，建制那時又可以把衝突情況諉過於誰呢？
花無百日紅，即使未來建制能透過各種手段讓這次政改得以通過，即使能以棄卒保帥策略讓民意得以暫時舒緩，但他們始終改變不了建制腐敗且權力失衡的政治現實；在不民主的情況下缺少了泛民在議會中的制衡，亦只會令建制霸權更加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加速體制的墜落。如此下去只會令越來越多民眾把對體制的絕望轉化成一波又一波的抗爭運動，未來將會告訴我們建制霸權要為假普選所帶來的政局不穩付上何等代價。
鍾政碩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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