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個複雜而有爭議的政治家，也是一個悲劇性的政治家。由於在那場反抗侵略並奠定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格局的戰爭中「主和」，時至今日，他都作為一個「漢奸」的符號，在中國人的政治理解和歷史情感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汪精衛的悲劇性，部分來源於一個軍事化時代裏，文人的處境。清朝末年，汪以一個青年憂國知識分子，憑藉書報宣傳能力與自我犧牲精神，一躍登上中國政治的高峯。然而，他真正活躍於中國高層政治舞台的時代，卻是中國日益走向戰亂和軍事化的時代。
汪精衛以一個沒有任何軍事背景且從未真正掌握過軍隊的文人投身政治，一生懷抱以文人羈勒武力的理想，未能成功。又謀力挽狂瀾，出面和談，拯救東亞於戰火之中。可嘆毫無實力，既脫離了黨國，又不見重於日人，終無所成。
汪精衛喜歡以文人、書生自詡。他在政治活動中，也帶有許多文人的特徵。汪一生以「革命黨」而非「政治家」自居。他的性情浪漫，富於理想，對生活常抱有「美」與「詩」的感覺。
事實上，知識分子而投身革命者，往往具有浪漫的性情。革命作家蔣光慈就曾說過：「浪漫派嗎？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誰個來革命呢？」汪自始至終都保持着革命者的激情，保持着對人生的杜鵑啼血式的浪漫想像。在他的詩中也反覆出現「杜鵑」的意象：
鵑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余在北京獄中，偶聞獄卒道一二，未能詳也，詩以寄感之一）
秋色陌頭寒，幽思無端。西風來易去時難。一夜杜鵑啼不住，血滿關山。（浪淘沙·紅葉）
果然火德耀南華，一變嵐光作紫霞。四萬萬人心盡赤，定教開作自由花。（南岳道中杜鵑花盛開，為作一絕句）
昏啼到曉恨無涯，啼遍春城十萬家。血淚已枯心尚赤，更教開作斷腸花。（杜鵑花）
杜鵑是悼亡的儀式。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這種嘔心瀝血的人生想像，將政治化為了生命的抒情。柳亞子曾說過，舊南社的代表人物是汪精衛，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是廖仲愷。「汪先生是詩的，廖先生卻是散文的」。此言專為回應曹聚仁《紀念南社》一文。曹聚仁在文中說：近十年來的中國政治，是陳英士派的「武治」和南社派的「文治」。南社的缺點就只是「詩的」。南社的文學運動，自始至終不能走出浪漫主義一步。「由南社文人走上政治舞台的分子，有革命的情緒而無革命的技術，在破壞上盡了相當的力，在建設上顯不出過人的本領來」，例如汪精衛，他在同盟會裏，在南社裏，都是「第一等角色」，然而「政治的手腕卻不行」，這便是「以詩看待政治的過錯」。
汪精衛的政治行動方式，也帶有典型的文人特徵。他長於激勵感發，短於韜晦謀略。政治手段以宣傳鼓動為主。汪早年在日本，就以革命派的宣傳家揚名，先在日本擔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筆，後在新加坡主持革命派喉舌《中興日報》。孫中山在星洲、安南、香港等地為革命宣傳、籌款時，汪精衛是演講的「台柱」。據說，每次演講，當他還未到場時，全場已座無虛席，當他走上講台時，滿堂即鴉雀無聲，每逢講至精彩熱烈處，掌聲如雷響起。胡漢民說：「聽者任其擒縱，余二十年未見有工演說過於精衛者。」
中國的文人往往鄙視政治，而又對政治懷有不可遏制的熱情。汪精衛也是如此。他既以政治為救國手段，又將政治視為權力鬥爭，不時標榜自己清高自重和不甘以權力自污的心情，將投身政治解釋為一種救國救民的自我犧牲。他在二十年代重返政壇之後，曾對吳稚暉說：「自去年以來，如蛆蟲之浮沉於糞窖中，忽忽不知旦暮」。可見當時對政治的厭惡之情。他的詩中有「終留玉潔冰清在，自與嫣紅姹紫殊」，「如此獨醒還獨醉，幾生修得到芙蓉」等句子，流露出遺世獨立、清高自賞的情緒。1926年3月，汪在「三·二○」事件中受到打擊，病中讀陶淵明詩，「攤書枕畔送黃昏，淚濕行間舊墨痕」，發出「人生何處不籠樊」的感慨。
汪在政治中，動輒稱病辭職，公開標榜「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恥於承認自己的權力欲望。他曾對支持他的軍人王懋功說：「弟亦文人，所自覺比較其他文人乾淨些者，則弟始終保持『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精神，當其與武人共事時，盡心合作，及覺其不能共事，則決然捨去，決不受其羈縻。……此弟之比較其他文人戀棧阿附、甘為傀儡者，略為乾淨些也。」這種文人認同和對政治的矛盾心情，使汪在政治鬥爭中將行將卻，有害於扎實的經營、培植自身的實力，從而影響了其政治鬥爭能力。
最後，汪的性格，也帶有顯著的舊式文人特徵。他多情、脆弱，而易衝動，不乏捨生忘死的勇氣，但缺少強韌的意志和圓融折衝的智慧。汪在曾仲鳴死後，悲憤至極，公開發表《舉一個例》，引述國民黨國防最高會議記錄質問蔣介石，為什麼蔣能求和而他不能。這種為宣洩個人憤怒而公然洩露國家機密的行為，就是感傷之情不能收攝而使個人悲憤情緒控制了政治決策的表現。
汪精衛是一個生長在國家危亡、文化斷裂時代的讀書人。他一生不能忘情於政治，這種體驗，其實是中國許多憂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宿命。陳寅恪在《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中，曾拍了一條短片論述梁啟超為何與中國五十年腐惡政治不能絕緣，說：「先生少為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不能與當時腐惡之政治絕緣，勢不得不然。」又說：「此中國之不幸，非獨先生之不幸也。」
汪精衛嘗言，其革命之決心所由起，起於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目睹芸芸眾生辛苦憔悴，為人踐踏，無異於牛馬草芥，由此而陷入「沉憂」之中不能自拔。憂憤鬱結，以成革命之決心。一個生逢亂世而又生性敏感的知識分子，將個人生命中的抑鬱感傷與國家興亡、民生疾苦聯繫在一起，由此獲得生命意義的充實與發揚，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對於他投身政治的救國動機，我們是可以不懷疑的。
然而，人是複雜的，政治更是複雜的。汪精衛有救國的願望，也有鮮明的黨派立場。在他求和的主張中，有對中共的恐懼，有對社會革命的恐懼，有對蘊藏在整個中國底層社會中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的恐懼。而這巨大的力量，才是中國能走過戰爭，走向和平，走向汪也為之嚮往的獨立自由國家所依靠的真正的力量。汪精衛作為一個政治家，與此龐大的歷史力量背道而馳。奔走一生，既找不到與軍隊結合的方式，又找不到與民眾結合的方式，復將最後之希望，寄託於幾個日本軍閥政客的「覺悟」之上，而最終落下了其悲劇人生的帷幕。
作者：李志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