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日前在港台節目《給香港的信》中繼續施展其一貫無恥的語言偽術，把政改一旦失敗的責任推給泛民。對於泛民議員決意否決方案，梁特反要求泛民解釋為何「袋住先」沒比舊有安排民主，並交代為何現在否決方案可令香港未來五年有更好的方案。梁特此輪提問邏輯混亂，刻意錯置焦點，實在教人心寒憤怒，不得不數清其錯處。
第一錯，「袋住先」沒比現有安排進步，甚或可稱為民主倒退。當代民主理論大師Robert Dahl曾指出選舉安排有兩種重要元素，分別是公開競爭的自由化（liberalization on public contestation）及政治參與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前者意指選舉競爭接受的開放程度，而後者則着重選舉的普及性。如陳健民老師早前所言，香港過往的體系屬有競爭但未普及的寡頭競爭（competitive oligarchy），有政黨或政治理念有明顯分野的候選人競爭，只是選民基礎未作開放。從寡頭競爭到完整的民主，是很多古老民主政體精英政治大眾及普及化的民主轉型過程。相反，現在這個袋住先的方案卻是有普及但低競爭的「包容性霸權」（inclusive hegemony），縱使做到一人一票，政治霸權依然會壟斷整個選舉。現時行包容性霸權的政體包括了中國、古巴及北韓等地，民主程度不言而喻。歷史上從未有政權以這種橫向轉型最終達致民主。難道我們又要說香港要在中共領導下走出一條有別世界各地的民主路麼？從現實角度而言，以往特首競爭可供泛民建制參與，現在卻沒有如以往不同政治光譜的候選人供市民選擇，有票又如何？方案就民主精神而言，實屬倒退。
第二錯，退一萬步來說，即使「袋住先」與現行選舉制度半斤八両，都不是新方案比舊有安排民主便得接受。衡量應否接受新方案，除了兩方案在民主成份上的比較，接受方案後民主的發展前景及否決方案需付出的代價等均為重要考慮因素。承上述政體描述，由於寡頭競爭尚算有不同政見的人作出競爭及推廣，選舉進一步普及化的訴求本身是難以阻擋的，就如香港過去十年的情況一樣。寡頭競爭的政制本質上只能被視為短暫性的不穩定平衡點（unstable equilibrium）。相反，包容性霸權鼓勵選舉資源傾斜，以一人一票合理化不公平的選舉制度，於政制角度而言是一個穩定平衡點（stable equilibrium），難以改進。就現時香港情況而言，如果接受了「袋住先」方案，中央政府便成功履行了「循序漸進達致普選」的承諾，憲制責任既負，再進行民主化改革誘因何存？董建華說當環境因素改變，政制便可前進。梁愛詩說當中央放下對香港的戒心，香港人接受自己「直轄市」的身份，提名門檻便可進一步放寬。何謂「環境因素改變」、「消除戒心」，建制一直未有交代任何較詳細的演繹。筆者相信他們當中的潛台詞是選舉結果須維持在控制範圍以內，要開放選舉門檻，必先邊緣化泛民至影響微弱的水平。然而，此等將不明基數牢牢掌控的中國式選舉，又是否香港理想的終點呢？如果一個「踏前一小步」的方案預示着的是不可逆轉的假普選死胡同，奮力堅持一條真民主的道路可謂應有之義。
第三錯，梁振英剛愎自用，亂引民調，混淆視聽。的確在人大落閘前夕，認為應該「袋住先」的市民有六成。然而，在沒有確實框架前提下表達的「袋住先」態度，頂多只可被解讀為市民願意磋商，不會只堅持完美方案的務實態度。而事實上，在人大提出框架後，民意則清晰顯示社會的不同意見。最近《南華早報》委託港大民研的民調指出，48%的被訪者認為方案應予以否決，遠高於支持方案的39%。梁振英肆意扭曲民調結果，主觀地塑造「主流意見」，與其為基本法框架強加註腳，以提委「會」的會字解釋機構提名概念的無恥之舉一脈相承。
第四錯，提出為市民接受的選舉安排的責任在管治班子，泛民並無責任交代為何否決會帶來更好的方案。推銷黑心食品，別人不吃，還得問人為何認為下次出爐的會更健康？可笑！根本現時「袋住先」的方案就差得不能再差！作為一個要同時向中央及香港特區問責的特首，其基本責任就在於周旋在不同意識形態當中，綜合各方意見制訂方案。社會有近半人不接受方案，特首本已是責無旁貸，現在梁振英不但推卸責任，更口出狂言。泛民議員作為立法會的代議士，自應憑其對民主的理解作政治判斷，該表態亦已理論上代表了授權他們的市民。如果建制派認為當下代議政制未能完全代表民意，大可作公投讓市民直接表達意見。只可惜特區政府既要玩弄民意，又不得讓真正民意彰顯，自然左閃右避，諉過於人。
縱使梁振英錯誤連連，筆者仍然希望回應為何否決後香港未來會有更好的方案。首先，如果是次政改以失敗告終，配以社會上對梁振英的不滿，他再次連任處理下屆政改的機會將微乎其微。中央政府亦當理解將來要通過同等控制程度的特首選舉方案的難度只有更大，不會更小。特首換屆代表與中央作溝通的香港班子的轉換，就現時社會撕裂的情況考慮，下屆管治班子預計將較溫和以作管治緩衝。其次，在2017方案已差得不能再差的前提下，對未來政改方案抱有比現時方案更積極的預測可算人之常情。再者，下屆政改爭論將大約設置於2019年，屆時的討論將更臨近立法會選舉，建制派的宣傳將更受掣肘。吸收2003年23條的經驗，建制板塊的變化將更大程度受民意影響，可變性更高。最後，在今年否決方案之際，民間將因泛民未來的不合作運動而對民主的概念有更深層及廣泛的認識。年輕一代對民主的追求將進一步植根社會，從而提升爭取民主政制的正當性。對未來存有希望，正正是民主運動的精神所在，這種希望自然不是凡事以打壓及控制為主要考慮的梁振英所能理解的。梁振英一副京官的嘴臉及邏輯，不斷在社會上煽風點火。有這樣一個出賣人民的特首，實為香港之恥！
葉傲嶙
港大哲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