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曾經在泛民與建制派之間牽線希望能夠縮窄分歧，並試圖說服北京讓步的左派老將曾鈺成，作為香港政局議事堂上的最高權力，「在人大框架前也只能坐困愁城」（《信報》林天悟專欄＜曾主席兩兄弟＞）。
中央對香港政改一錘定音，曾主席一邊力勸要杯葛第二輪諮詢的泛民「我哋仲有希望」，一面卻直言，若立法會只欠他一票就能通過政改方案，「我冇第二個選擇，一定係辭職」。這話，正顯示了曾鈺成代表的這些憂國憂民的「傳統左派」，面對「忽然愛國」的港共一族如此醜陋的功利反智行為，進退維谷的困境。然而，曾鈺成的困境，正是香港政局的困境。
自殖民時代起，香港就走精英治港的路線，回歸後北京亦沿用了這種管治模式。城中的政經精英作為政治代理人，與主權者形成「恩惠－侍從」關係（patronage-clientelism），管治了香港百餘年。這種「恩惠－侍從」關係下，港督擁有絕對任命權，以行政主導的方式，在英國派遣的官員領導下，讓華人精英能夠有效協助施政，並通過商界和地方有影響力的華人精英協助地方經濟發展；這些華人用他們的協作與智慧換取統治者自上而下的恩惠，即經濟和社會地位等諸多方面的特權，成為城中新貴。這種「恩惠－侍從」關係， 在香港經濟騰飛時期以涓滴效應（Trickle-down theory）的方式改善了中下階層的生活，促進社會的發展；如今卻是香港社會階層固化、各階層之間差距和矛盾日益增加的根源。
究其原因，正是因為中央政府忽略了自身與英國在政治體制上的根本差異：英國的君主立憲制保障了民主的政治秩序，每個公民都能通過選票選出代表自身利益的議員，參與政策的制訂；而一黨專政的中國大陸，民眾的選舉權是名存實亡的，絕大部份的民眾是徹頭徹尾的「政治的異鄉人」，只有服從法律的義務，缺乏（直接與間接）參與商討和制訂法律的渠道。繼續沿用這種「恩惠－侍從」的精英管治模式，只能讓上層精英的利益與中央政府綁定在一起，形成新的權貴資本主義，普羅大眾的利益皆成炮灰。
在中央看來，允許香港「部份民主」已經是莫大的恩惠。如今港人要求一人一票，重新制訂香港政治的遊戲規則，糾正「恩惠－侍從」管治模式下的沉疴舊疾，就被視為「威脅國家安全」，其實不過是怕真普選的示範效應威脅到一黨專政罷了。說到底，是兩種不同政治體制間的根本性矛盾。
這道理，曾主席這樣的管治精英再明白不過，於是他在政改落閘之前勉勵斡旋，試圖謀求中間路線。無奈中央一意孤行，威權到底。曾主席既要履行一個共產黨員的忠誠，又因看得透徹而不願與「跟車太貼」的周融等人為伍，作為「建制陣營裏的民主派」，只能斯人獨憔悴了。
香港政改這話題如同一面鏡子，已然照出了不少魑魅魍魎。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今「跟車太貼」的，豈止周融之流？《環球時報》月初發表社評＜必須抵制把愛國、愛黨對立起來＞，為執政黨的合法性保駕護航；不幾日，便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先奎發表署名文章＜愛國和愛黨在中國是一致的＞，「愛黨與否，是每個中國人是否真愛國的主要衡量標準」。中央政府有這樣的學者護法，港人如何能心悅誠服？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近日出版了《政治的道德》，書中詳盡解釋了民主的本質，政治與市場的關係等等政治哲學概念。在指鹿為馬、牽強附會盛行的香港政壇，尤顯得似一股清流。周教授書生論政，自序題為＜我們非如此不可＞，「我們活着的世界，由我們組成。我們在道德上較真，在政治上執着，我們的世界就有變得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可能。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
香港的政治理想是人人平等、參政議政，而政治現實卻是利益盤錯、權力傾軋。現實如此醜陋，不如以理想踐行之。意志消沉卻仍勉力為之的曾主席，不如去看看周教授這本頗理想主義的書，定會心有戚戚焉。
陸昕慈
傳媒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