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適齡大學入學率為已發展地區最低──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適齡大學入學率超過60%。自1994年開始，香港的資助學額二十年來只由14,500個增加到15,000個，一直維持在18%。直到《施政報告》提出從2015年起為自資院校資助每屆最多1,000名學生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以及資助本地學生入讀大陸院校，情況才稍為改善。可是，很多學生在考完文憑試後都不能接受資助入讀大學，須自費入讀副學士、文憑課程或到海外升學。社會上繼續有聲音要求政府增加資助學額。
另一方面，大學生就業前景日漸暗淡，有畢業生要做咖啡店和售貨員等一些本來不需要大學教育的工作，平均薪酬沒有比中學畢業好多少，更有科大精算系的畢業生去扎鐵。這種情況在歐美已屢見不鮮，有人認為讀大學已經無用，製造再多大學生也只是做以前中學畢業做的工作，不如行精英制，擇優教育，以免浪費資源。
究竟香港需要更多高學歷人口嗎？
嶺南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溫演鑣認為，高等教育提高了本港人口的技能和生產力，為香港的經濟增長作出貢獻。對國家而言，教育對發展國家經濟，改善生活質素是其中一個最重要因素。高學歷人士才可以運用知識創造價值，例如發明iPhone、3D印刷、創造facebook，用大數據來尋找商機，這些人不一定讀過大學，但他們都是高技術人才。大學教育可以幫助發掘這種技術人才，普及的大學教育可以聚集有創意有腦有知識的人，若這種人夠多，集思廣益，就可為世人源源不絕地發明新產品和新服務，例如美國的矽谷。農業、工業帶來的經濟效益遠不及知識型經濟，所以高學歷高技術人才對高收入的已發展國家提升競爭力尤其重要。
問題是，不是所有大學生都如此優秀，做低技術工作的大學生大有人在，那是否回到全港只有兩家大學的精英制，就能更好地篩選人才，節省資源？
越多人接受教育，生產力提升，社會也越富有。跨國研究顯示，每多一年教育，收入平均可增加10%。雖然近年大學生滿街都是，隨便一個招牌跌下都壓死幾個，有「學位通脹」危機，但外國及香港本地的研究顯示，高等教育普及化令大學生整體數目增加，並沒有拉低高等教育的平均回報 ，顯示多培養人才對社會有好處。
教育學院呂漢光教授的研究顯示隨着香港教育普及，教育的價值不跌反升。在1996年，每多一年教育，教育回報就平均增加10.8%；去到2011年，升到16.3%，比以往更高，但由於教育普及，未受教育者情況更為嚴峻。可以想像，當越來越多大學生加入就業市場，出現擁擠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就將教育水平低者的薪金向下擠。在1981年，有大學學位的人，薪金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2.3倍；到2011年，是3.7倍。至於非學位大專課程，由於副學士盛行，教育回報由2006年開始由上升變為下跌，顯示教育普及沒有影響大學學位的回報，卻降低了非學位大專課程如副學士的回報。
至於有不少大學、大專畢業生要做低技術工作，那是因為高等教育普及後，畢業生收入差別較以前大。在1981至2011年間同一學歷組別的就業人口收入差距增加得最大的是擁有非學位大專學歷的人。這可能是因為以前未有自資副學士前，課程的質素管制較嚴格；自從自資課程百花齊放，質素參差。
由此可見，增加高等教育學額對於社會發展的好處毋庸置疑，政府應繼續用各種方法增加大學學額，但副學士等大專學額則需要有效的質素監管，否則大量增加副學士反而會降低教育回報。
阮穎嫻
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助理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