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聯合聲明》簽訂至今恰巧三十年，卻似乎是中共宣判「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死刑的一年。政改底牌終於亮開，原來當初所允諾之「普選」是要在「國家安全」的框架底下。「國家安全」，這個似曾相識的理由，令人聯想到歷史不斷自我重複的荒誕。
時光倒流到1945年，香港從日本降軍手中「回歸英國」。英國人意識到戰前那充滿種族、階級不平等，政治不民主的殖民主義管治在這國族主義高漲的年代，不再可能有效維繫帝國統治。戰後艾德禮的工黨政府上台後更於各地推行去殖改革。戰時淪為階下囚的港督楊慕琦身負重託，於46年重返香港頭一件大事，便承諾了「讓香港居民在管理自身的事務時擁有更大的權責」。楊督的改革最終目的，是要以民主換取香港人對英國統治的歸屬感及忠誠。這也可算是第一代的「民主回歸」說。
楊慕琦的民主大計很快便荒腔走板。他因被囚時捱壞了身體而要於47年卸任，接手的葛量洪對「民主回歸」論不以為然。他不認為民主會令港人對英國的外來統治者忠誠，更開始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向倫敦游說，對楊慕琦計劃大潑冷水。
葛量洪認為香港既是英國領土，那理應只讓英國子民管理，這是政改的底線。他視佔香港人口僅百分之五的英籍居民為「本地人」，繼而向倫敦提出，「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地方的外國人，不論他居住有多久，交稅有多少，可以在最高立法機關選舉有投票權。雖然香港獨特之處在於它有百分之九十五居民法律上都是外國人，但必須緊記他們當中很多都是選擇移居到此。」他把那批佔百分之九十五的華人當作是「外國人」，而且說他們早已準備隨時重領他們的中國國籍。葛督又認為楊慕琦計劃內的市議會華人直選議席，亦會令滲透了工會的中共得以於市議會從事「不良性質的嚴重政治活動」（serious political activity of an undesirable character）。
葛量洪首先將港人以種族劃分，把非英籍的華人視為不「愛英愛港」的一群。這點跟中共的「愛國愛港」的二分法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共所憂慮的，也是選出了一個與之對抗的特首，將香港變成一個從事「不良性質的嚴重政治活動」的顛覆基地，因此非要把提名權牢牢掌握在一批忠誠的提委手上，篩走那些不「愛國愛港」的不忠誠者。這道政改難題，原來英國人早在六十五年前已經想過。
葛量洪又着商界議員在立法局提出政改「改良」方案，擱置了成立民選市議會的楊慕琦計劃，反而在立法局引入只有英國人有投票權的幾個民選議席，使政改既可「民主」又「安全」。葛督又悉心計算非官守議席和官守議席比例的安全系數，使港督無論如何都會有足夠票數在非官守議席佔多數的立法局中壓倒華人民選議員的「潛在的危險因素」。至於今天的中共更加省力，只需將立法會普選議程定於特首普選之後，就連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的去留討論也免了。
楊慕琦46年許下香港的民主承諾拖延至49年的「改良」方案時，當初承諾的內容已被改得面目全非。英國外交部對殖民地部的密函中，便透露其對當年仍披住民主外衣的中共會反對這個政改爛方案的憂慮，最終要拖到52年才正式擱置政改。儘管華人團體一致反對，其後也多次要求開放政改，但直至80年代主權談判前夕，英國人才不慌不忙地從雪櫃中抽出冷藏了三十年的政制改革。舞台依舊，角色卻倒轉了，昔日棄諾的英國人對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大加恩賜，反而當年大講民主的共產黨卻千方百計要阻撓香港的民主進程。
葛量洪保住了所謂的「國家安全」，但後遺症是甚麼呢？香港人仍被排擠於種族、階級不平等，向商界嚴重傾斜的不民主殖民管治之外，官民隔膜殊深，資本家更在工人身上予取予攜，也導致了66、67等多場暴動。70年代的反殖公民運動更此起彼落，那恰好可視為52年政改決定後香港的「抗命年代」。假若香港像直布羅陀般，早在50年代的去殖改革中演變成一個民主自治政體，港人又怎可能在83年主權談判時連一談判席位都沒有呢？
更荒誕的是，中共拒絕兌現民主承諾的藉口，往往是用上世紀40年代殖民地制度。當年英國不信任香港人，還可以解釋是因為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種族偏見，但今天中共既非宗主國，香港也再非殖民地，中共防港人仍甚於防川，這與之防國內人民沒大分別。中共真正恐懼的，不是近年少數人鼓吹的香港獨立，或是英國當年憂慮的外國滲透，而僅僅是支聯會的一句「結束一黨專政」口號。這便說穿了所謂「國家安全」，最終還只是其一黨專政之私利。
香港於52年後的抗命年代，仍能從貧困動盪的殖民地蛻變成經濟富裕的四小龍，仍須當時政府肯正面回應動亂和順應民間運動的訴求，逐步改革社會經濟的不平等狀況，這實有賴英國務實的處事方式及自我修正的民主制度。現今習近平掌政，在政改一役中對港政策上綱為提防港獨和外國勢力的敵我矛盾，不顧香港民情及代價，以鬥爭為綱的零和路線。8.31決定後，香港人好像回到了62年前那政改背諾的一刻。重走那三十年的抗命年代，面對這比英國人更無原則更嗜血的政權，香港能浴火重生嗎？
貝加爾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