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撰文說「民主回歸論」已走到盡頭，從網絡到坊間都在議論這個三十多年前的論調，不論老中青，都在質疑當年走在社會前線的人們為何要使香港走上這條不歸路，甚至說他們是歷史罪人。為何「民主回歸論」在當年能走到台前？港人得回想和反思箇中的因由。
1949年之後大量難民由中國湧入香港，這被喻為過客的一群，心態上並未有扎根於香港。到了1970年代，縱然抗拒中國仍是普遍，但反殖思潮又使心態上不認同英國殖民統治，身份認同還是模糊不清，充滿矛盾之下，一些被稱為國粹派的學者主張的「認中關社」意識就得到推動，「中國人」身份認同又彷彿成為華洋雜處的香港社會中的華人普遍的觀念。
進入1980年代，前途問題迫使港人在身份觀念要二選其一，矛盾變得尖銳。筆者年初前撰文詳述香港革新會在1982年3月進行的民調，逾七成港人希望香港繼續由英國管治，甚至有近三成市民希望獨立，反映當時港人的抉擇是離開中國。在同年7月，《星島日報》作出類似的問卷調查，當年9月2日對調查結果作大篇幅報道，同樣地，76%受訪者希望維持現狀，另有六成人希望英國續租新界最少30年。這就進一步確定當年港人的意願並非「回歸中國」。
日前報道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在中大學生會會議提出公投自決方案遭到否決，該是「民主回歸論」後來會變成當年的主流輿論其中一個端倪。另外，後來與港同盟合併籌組成民主黨的論政團體匯點，其創會成員之一楊森在其著作《輕身再上路》亦不諱言匯點是最早推動「民主回歸論」的團體。當年匯點發展神速，該是成功爭奪輿論平台把「民主回歸論」高唱入雲的原因之一。
另外，上月突然辭世的學者曾澍基在1982年撰文《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客觀地理解這篇文章，正是指出「回歸」之念就是基於民族主義；當中亦指出觀念並不單是如何看待三條條約，可是除了圍繞大一統思維之外，就沒有其他具體的論據。再加上其他零散而相當數量的歷史資料，收窄「民主回歸論」就是以所謂「中華民族近200年遭受西方列強欺凌」為主軸，認定鴉片戰爭只是一場不義之戰，是中華民族一個歷史污點，香港「回歸」中國是天經地義；但面對中國共產黨專政，欠缺民主必危害香港，故此應以民主回歸中國，並以推動中國民主化為目標，最終達成中國民主統一，重建中華民族的光榮。
雖然當時中共剛推行開放改革，卻只在經濟方面。環顧當時中共以致蘇聯的共產陣營，期望中國會走向民主化，未免太天真了。
這套觀念普遍存在於香港各階層的華人腦中，究其原因，是一直以來中學的中國歷史科對鴉片戰爭的歷史陳述過於狹隘，沒有如世史科的內容般，對鴉片貿易、大清帝國的外交政策、戰事發生前後的外交和商務爭拗等背景作出闡述。
1982年9月27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港，中大學生會聯同理工學院學生會到啟德機場示威，並打算遞交抗議信，信件大致內容為三條與香港有關的「不平等條約」不應成為英國政府在香港主權問題上的立場理據，香港必須「回歸」中國。
大學生、學者，以至社會領袖，不是該有更豐富深入的歷史知識，更清晰的論述思維嗎？這些言行就反映他們對香港的認知也只有那一套，市民得不到客觀的引導，該是促成「民主回歸論」在不知不覺間取代了最少兩個民調的民意的主因。可是，他們當年已會說「民主」，卻否決以最民主的方式──全民公投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簡直大諷刺。
每一代中共領導人上任不久就會做一些取悅群眾的事以鞏固個人權威，根據英國的解密文件，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時，鄧小平在香港主權問題擺出強硬姿態，堅決要收回香港，這該反映他非常在意要收回香港。鄧小平可在考慮借收回香港主權「洗脫中華民族歷史污點」增加個人威望，似乎不能排除。
人大落閘不單是宣告「民主回歸論」死亡，32年前港人渴望維持的生活方式也遭中共大肆破壞，更是說明推動這論調的人背負歷史罪責，在此呼籲「民主回歸論」的主事者，請鼓起歷史人物應有的勇氣，承擔起這個積壓了32年的責任。
林鴻達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