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口術」話有可能出現結構性赤字後，社會有關「加企業利得稅」、「集資」、「促全民退保」的討論不絕於耳，筆者當然不支持「大鑊飯」式的全民退保。但卻對大眾媒體終於把目光投向稅制改革而感到悸動；但是港大學者周永新的全民退休保障研究方案出台後，證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同時，不知各位有沒有留意到南韓政府打算針對企業過度的儲備資金徵收10%的稅項，矛頭直指坐擁600億美元現金的三星電子（Samsung）。相比之下，香港的一句會對營商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就龜縮。那份抱殘守缺，保守教條僵化的理財政策，躍然紙上。一旦比對下更凸顯港府在經濟格局上缺乏長遠宏觀格局的視野。
低所得稅、零利得稅已被政府奉為金科玉律，變成一種傳說。回歸18年，本港的企業利得稅一直停留在相當低的16.5%，連「假想敵」新加坡的稅率也比香港高0.5個百分點。到底低稅率是否保持城市競爭力的必要條件？看看剛揭曉的全球競爭力排名榜大家該心裏有數，排名較前的除了新加坡還有誰是靠低稅拼競爭力的？可見稅率高低與經濟增長，並沒有必然關係。港府真有必要「死守」這status quo嗎？
政府按企業意願「出牌」，真的是有助維持香港的競爭優勢？抑或純粹為了討好商人，換取政治利益。在貧富懸殊嚴重的後全球化環境下，港府透過稅制改革為社會問題降溫實在合情合理。就連人均GDP低於香港的南韓，也開始正視大企業過度囤積資源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會帶來擠出效應的問題。Samsung無疑是財閥中的財閥，龍頭中的龍頭，南韓的經濟嚴重依賴Samsung。這兩年Samsung在內地智能手機狙擊下盈利已漸見頹勢，但這卻無阻南韓朴政府挑戰財閥。
為了讓企業將利潤通過加薪、投資、派息回饋社會各階層，刺激國內消費來推動經濟。南韓政府打起了「不加薪，便加稅」的政策來打擊大企業囤錢的畸形心態。據彭博新聞社統計，南韓KOSPI股票價格指數中的763間企業，共持有8,080億美元（折合約62,621億港元）的現金和短期投資，低層員工、股民、中小企業均有望從中受惠。不論最後成效是否顯著，南韓政府的膽識仍然值得嘉許。反觀在香港，企業稅、利得稅等正常範疇內的fiscal policy改革竟然至今還停留在一種近乎中世紀宗教禁忌階段，政府官員人人噤若寒蟬。
另一邊廂，日前內地商業房地產龍頭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這位讓位沒多久的前首富（王生正正是被這些互聯網老總「奪位」的）宣佈與騰訊（700）、百度，成立一家大家戲稱「騰百萬」電商O2O公司。騰訊、百度垂涎以網上實力切入線下生活商業已久，與萬達合作醉翁之意明顯不在酒。主要是覬覦萬達全國107個商業地產下的入駐商家的消費者數據。
說是合作夥伴，實則同床異夢。萬達變相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隻腳。話雖如此，這並不代表萬達在走一步壞棋。王健林之前還和馬雲在電商的潛力上打賭，今年才痛下決心要自建O2O平台，今天就已經打倒昨日的我，選擇與騰訊百度合作，轉身之快，大概終於明白互聯網顛覆既有商業格局的速度已經不由得萬達慢吞吞的起步。作為資源最多的地產商人，大如萬達也知道宏觀經濟改變之際需要快速應對，勇敢變革。
有時候我在想經過IT革命洗禮的地區，例如韓國，還有被互聯網革命推倒風口浪尖的中國，似乎連權貴都比較有變革精神（產業經濟面上邊的）。這可能跟「To do or to die」的快速迭代文化有關。香港則從來沒有認真建立過本土IT產業，變革精神也因而無法落地生根，嚴重傾斜既得利益，傾斜之下本地又缺乏大陸那種市場空白，因此挑戰既有秩序的商業思想一直無從孕育。創新產業的價值，其實從來不能只用錢來計算，只是多年來我們的政府好像從來只會以錢來衡量。
無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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