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改的強硬態度讓世界咋舌。《華爾街日報》周一發表專欄作家Andrew Browne的評論＜中國在香港問題上背離實用主義＞，指鄧小平當年以實用主義的政治智慧（一國兩制）繞過了香港人對北京「根深柢固的不信任」障礙，因為他認識到中共在香港缺乏公信力，一旦強行接收可能會摧毀公眾信心並且破壞經濟。然而鄧小平這一實用主義的政治智慧，在中國大國崛起十年之後，便被傲慢地拋棄了。
如今的中央領導人，「不屑於用微妙和妥協的手段來處理香港問題」。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大家都認為港人是最務實和經濟理性的動物，佔中不可能成事。且不論一旦佔中點燃香港人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不知道到時中央政府的底線能去到哪裏；實際上，佔中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能否成事，而是在於展示面對強權壓頂時敢於說不的勇氣。
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在《反抗者》中寫道，「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因為「人類有權獲得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反抗者，表面上是說「不」的人，其實一直在說「是」，一直在醞釀、猶豫和恐懼；但是被逼到某個界限，無論是自身或是目睹他人的痛苦，反抗行動即會引發「意識的蘇醒」。這話，其實已經反駁了那些將佔中定性為民粹和暴動的污衊之詞。無論佔中最終能否取得它所設定的目標──為港人爭取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制度，佔中這個非暴力不合作行動本身所發出的抗爭意識，已經感染了普通港人，讓他們蘇醒，進而反思自己身處的社會，究竟扭曲到了何種地步。如果佔中受到打壓，釀成慘劇，中央的傲慢和強硬便會引發全香港社會、以致國際的moral outrage，中國威權獨裁的國家形象更加突出，之前苦心經營的「和平崛起」形象將付之一炬。
有人說，國際關係是講實際利益的，國家形象不過是個幌子。說這話的是位大學教授，我自然也是同意的。七月由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和南非五大新興經濟體成立的新開發銀行，更被主流媒體解讀為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有這樣的經濟自信，中央政府的強硬治港政策也就不難理解了。民眾亦是逐利的，八九六四發生25年來，內地民眾亦陷入物質主義和政治犬儒主義，也正是政治高壓的結果。但是，這種幾十年的注意力轉移（只談經濟，不談政治）是短暫的；這種模式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都是虛幻的，爆破是遲早的事情。君不見，隨着中國GDP高速發展的同時，維穩費用亦高速增長。而且，香港經歷了戰後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民眾（尤其是中產階級）早已不是只求經濟發展、不問政治的「難民心態」，本土意識和民主意識已然成為不可否認的社會共識。中央政府拿管制內地省市的手法（以經濟發展換取威權政治的合法性）來對待香港民眾，是丁學良教授所講的中央治理香港的另一「弱勢」所在。
有學者曾將傳媒批評和社會運動比作紓解社會壓力的「安全閥」（safety valve），時常疏導才能保持社會的正常運轉。佔中的發生，顯示社會矛盾已經達到安全閥的警戒線；如果中央繼續迴避泛民的訴求，自說自話和壓制和平抗爭，只能將整個香港社會逼迫成為pressure cooker，隨時可能爆煲。
香港的沉沒，即是中國主動將向世界展示其發展成果的一面窗口打破，自暴其醜。
陸昕慈
傳媒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