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意外，人大在既定的框架下決定了2017年香港普選的方式，接下來便是觀察香港泛民主派如何出招應對。如果佔中行動成真，將會是中國繼天安門學運最重要的一場民主化運動。對香港來說，它更具有多方意義，在文化層面上，這是真正去殖（de-colonization）的開始：無論是總督到特首，都只是帝國行使權力的代理人，若能透過民主直選，還權於民再賦權於官，才符合普世民主價值下的國際標準，而非具有中國特色之「有比沒有好的選舉」；在制度層面上，這是現代化的中國人首次追求民主自決，可以稱之為香港百年覺醒第一戰，亦為新中國民主崛起第一戰。
不過，橫亙在香港（與中國）人面前的民主之道決非康莊坦途，而是步履維艱的多重賽局。換言之，佔中行動表面上看來是為了普選之爭，如果將其具體化，可以發現這場賽局可區分為三層：第一層，是特區政府的執法與泛民主派的抗命博弈；第二層，是中國中央的主權與泛民主派的治權博弈；第三層，是中國內部在絕對統治與國際形象之間的博弈。須注意的是，第一層與第二層是香港人直接可施力的部份，也是主要戰場所在，這些賽局無論是在力量與資訊上都有不對稱的特徵，同時博弈雙方有時亦將落入零和的局面，需要溝通與合作才能化解，不至於全盤皆輸。
先就第一層賽局來說，主要博弈場合是在街頭。先不論是否佔中，在群眾遊行上，泛民陣營有着相當熟稔的集會技巧，而港中政府也有着相當老練的驅逐技巧，雙方若非執意對抗，應不會出現嚴重的流血事件。兩邊都有相似的目標，除了建立自身的正當性，亦為了爭取輿論支持。因此，泛民團體依理（civil disobedience）違法，做好烈士的準備；相關單位依法執法，做好政府的職責。雙方都有一定的主導權，在合理程度內追求最大化利益，只要透過讓步便可以形成非零和的協調博弈（coordination game）。風險是雙方互信有限，未必能保證出現雙方最希望的結果，「因為我們彼此不信任，你必須先證明自己可信，我們才可能繼續合作」。於是求仁者未必得仁，港府更有理由進行背叛，這樣便可能成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讓香港陷入短暫的動盪。
再就第二層來說，這層賽局最為複雜，在法理上涉及了一國兩制的原理，也是中港認知主權與治權的差異。本來雙方力量之懸殊已是不言可喻，但更不幸的是，中國官媒已經出現外國勢力干預港政，企圖製造香港版顏色革命的言論，似乎一經普選，西方即會扶植香港代理人，伺機推翻基本法對抗中央。而中國輿論再度搬出香港一普選中國便分裂的謬論，等於直接將普選與中國（共產黨）命運掛鈎。這些就注定了賽局將走向獨裁者遊戲（dictator game），由「最大的民主派」決定給或不給，亦即遵不遵守普選承諾。所幸人類天生有着利他（altruistic）的本性，「最大的民主派」並沒有吃乾抹淨，而是「完成」了承諾，給予香港「袋住先」的普選，泛民團體是否會化為議會路線抵制中央版本普選尚待觀察，但這種承諾恐怕已經傷害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感與尊重。另外，讀者或許有疑問為甚麼獨裁者願意施捨？主要是因為他必須考慮到名譽、地位，以及統治的穩定性等，這便連結到第三層的賽局。
最後，就第三層來說，中國內部不是沒有支持香港普選的聲音，但力量微薄，因此這層的博弈主要來自於中國中央內部的判斷和考量，而在中共對外戰線一致統一前提下，屬於所謂的和諧（harmony）博弈，不管甚麼派都是中國「愛國民主派」。人大於8/31所做出的決議明確畫下了中式普選標準，權貴投票或是提名委員會的架構，都較過去並無太大差異，甚至在人選條件上更為嚴苛，堅持以愛國愛港者出任特首。本來忠誠考核乃是政治職位所必須，但這在實踐上充滿疑問：若是中央屬意的人選並非香港人眼中的愛港者應當如何處理？以本屆港中政府為例，可以想見未來通過愛國者條款所選出來的人，將是「隘國礙港」者，即以狹隘國族主義妨礙香港自由與法治的人。北京與香港特區政府當然可以用強大的國家機器碾碎香港的普選夢想，不過，在中國逐漸成為超級強權的當下，世人都在密切觀察，中國是否有和平改革的可能性，這將直接影響中國和平崛起的可信度。
香港之爭，將會威權與民主的形態之爭、是核心與邊陲的體系之爭、亦是現在與未來的朝夕之爭。
徐子軒
獨立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