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行政長官以近百分百得票率當選,成功落實中國模式選舉精神,可喜可賀,環顧世界,只有北韓可以相比,九七後香港全面向澳門學習,2017香港中國式普選,定必要向澳門取經,香港所謂泛民或民主回歸派,經過三十年,終於明白了,在「中國模式」下,民主與回歸其實不可並存。
三十年前一班所謂中產、專業人士、學者、大學生,組成論政團體,反對港英建制「主權換治權」,支持九七後中國收回主權,實現民主治港,高度自治。當時大家相信到九七後中國已成功現代化,也走上了民主法治之路,民主與回歸在這前提下就能夠統一起來。一切變化源於89年六四民運,這是中港關係轉捩點。共產黨對香港開始處處設防,「落閘」就是由那一刻開始,《基本法》設計了多重關卡,如分組點票、特首選舉辦法、功能組別設計,意圖將香港殖民地行政主導體制原封不動在九七後延續下去。北京對民主化的承諾,是摸住石頭過河的「權宜之計」,Buy Time,等候香港民心民情改變,大陸與香港各方面差距收窄,親中政治力量如澳門社會般控制主流建制。
整個構思在九七後逐步落實,可惜香港始終是國際城市,而澳門不過是類近東莞的城市,移植過來根本水土不服,英治時代留下的一套現代文明,亦令「澳門化」格格不入。國際化令香港不單止受內地影響,同時亦受國際大勢影響。而廿一世紀最大變革是群眾政治抬頭,新媒體empower了群眾,政治變得大眾化,平等及高透明度。這客觀的社會變遷,令原本已落伍的行政主導體制,難以繼續駕馭香港社會。
北京一直迴避在香港進行全面政治改革,仍舊以「權宜之計」謀劃香港事務。首先為港人治港失敗孭黑鑊是公務員、政務官、陳方安生,北京支持董建華去整治政務官,在欠缺成熟政黨政治及民意授權下實行高官問責制,用另一班人去奪取政務官權力,但由於制度設計欠缺理性,局長來源千奇百怪,管治水平毫無提升,甚至令權責更加不清。董去曾來,雖然暫時在政治上解決了管治危機,但背後根本問題未解決。
到梁振英上場,又輪到了傳媒為特區管治失敗孭鑊,重手整治媒體,其操控傳媒力量乃九七回歸以來最強,但政府及特首民望仍江河日下,最後惟有將泛民扣上「勾結外國勢力」,將中間派溫和的泛民政客也一併打成敵人,全面落閘,用最保守方法去框死2017普選。北京已多次搬龍門,但搬來搬去,香港人都看到厭。人大常委議決「全面落閘」方案,一點也不意外,早在1989年已經長期落閘,又怎會在2017突然放寬。
香港人,每個人自己想清楚,真正的民主運動,其實現在才開始。
添馬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