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壹傳媒，快要五年，其間雖然繼續有為《蘋果》和《壹週刊》撰文，但究竟內裏發生了甚麼事，也只會靠道聽途說，不得作準。坦白講，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這家機構的轉變很明顯。我不知道是因為香港自由的空間越來越窄，還是壹傳媒自己越來越走偏鋒；可能兩者互為因果吧。
我認識不少朋友，買份《蘋果》，除了為周三和周日的馬經，就是為了支持一種信念。要知道，我們都是成長於港英和特區的過渡期，香港人沒有政治的自主，至少還有一份身份和意識的戀棧。買《蘋果》，不是為了新聞；要新聞，上網更多更快。事實上，《蘋果》老早就轉型到網上，支持印刷版，許多都是為了表示一份支持。
早幾個月，《蘋果》網站遭黑客攻擊，我特意買了一份《蘋果》。作為好多年前壹互動的總經理，我想我有資格講，要攻下《蘋果》的平台，絕非一般業餘破壞者能力範圍內的事。《蘋果》網站被攻下，港大民意網站被攻下，太巧合吧。
想不到在公佈政改方案之前，廉署竟然在清晨時分到蘋果現任社長兼壹傳媒主席的家去「抄家」。哦，「抄家」這個詞語用得重了點嗎？據知，廉署行動組最愛在清晨時分行動，用意是在調查對象神志不清醒，意志最薄弱的時分，去套取最有利的呈堂證供。不過，我認識的黎老闆早上四、五時便起來工作；七時許，老人家應該早餐也吃過了。再講，黑客老早翻箱倒籠地將黎老闆的私人電郵和財務資料公開；大膽講句，許多根本是公開的秘密。
我只是想廉署的官僚反省，究竟他們的行為，有否主觀的政治目的；客觀上，有沒有充份的執法理據。我明白，作為官僚機構，廉署收到投訴，總不可以擱置不理，更不應因為可能的政治考慮而放軟手腳。但無可否認的是，廉署由成立最初至今，功能轉變了不少。
五、六十年代，左右派在香港鬥爭無日無之，港英為了治安，大規模擴大警權。當公權力過大，難免會有人以公權謀私利，也就是貪污的根源。到了七十年代，港英政府意識到要重整管治的結構，成立廉署，只是整個大手術最為人所知的一個步驟，其他如分拆警方的權力與市政、海關，將賭博規範化等，全部都是精心設計，透過陽光政策處理地下秩序，將利益和權力理順的創舉。很可惜，在後世的回憶，就只剩下了「香港勝在有ICAC」的口號，切合填鴨式愚民的特性。
我不是否定廉署的存在意義，只不過我更不認同簡單天真的想法，以為有個強權打大老虎便萬事皆安。每個星期五，大陸便有個高官被拉下台；難道我們也要歌頌「中國勝在有習近平王岐山」？讀古典的我，更相信權力腐化；每個極權政府，都必然有個不用問責的執法部門，專門針對建制中人，目的和功能，你懂的。明朝的東廠內廠是甚麼一回事，我也不多說了。
世界上沒有不為政治服務的特工，香港也不應該讓權力完全落入政權手上。我們要的，是制度上的透明度。監察政客的言行和利益，最好透過選票。確保官僚不會以權謀私，要政客和媒體的監察。事實上，政府的權力越少，貪污的機會也越少；貪污最肆虐的地方，都是政府權力最不受制約，最沒有透明度的社會。香港，本來是勝在小政府和少政治，回歸後這點變了，地方也變得混濁不堪。單憑一個ICAC，不可能撥亂反正，尤其是這個不用問責的機構，由不用問責的特首直接指揮。事實上，香港越來越多像這樣的機構，假如政客繼續支持讓政府的權力無止境地膨脹，再無中生有更多一男子說了算的政策和機構，香港，就是毀在這群政府權力信徒的手上。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