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雪事件在大陸升溫發酵，引來官媒《環球時報》撰文「抽水」本港搞「狗萃主義」。別看《環時》的言論奇葩，但它似乎能代表不少大陸的民意。連日觀察大陸網絡，難道不少大陸人不是這麼想的嗎？他們認為為一隻狗做連篇累牘的報道，是很「無聊」的。甚至有人問：這樣的新聞都能上報紙，說明港人真的很沒有胸懷──他們覺得小生命不值得關注。網上的揶揄雖然刻薄，但也不無道理，中國人真是「吃着毒食品，操着皇帝心」。
中國人數千年來都是吃不飽的民族，古今易子而食的事情數不勝數，對動物完全談不上憐惜。像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裏，即便富家小姐珍愛的寵物貓，最後也要被宰來下鍋煮湯。所以在大陸，「愛動物」是件奢侈的事情。大陸人又怎麼會懂，動物應該和人有一樣平等的生存權呢？
但動物倫理學大師Peter Singer在他的經典著作《動物解放》中曾開宗明義說，幾百年前你若跟當時的人說，女人應該和男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選舉權，當時的人一定會發笑。但時至如今，這難道不是常識嘛？Peter Singer以這個例子，說明動物平權之所以不被人接受，只是時代尚未進步到那個程度而已。《動物解放》寫於1970年代，40多年過去，現在動物平權幾乎在所有文明國家，已經成為共識。但是對於大陸來說，顯然多數人還沒來得及具備這種觀念。
所以大陸人不明白，尤其不知道香港人在反對甚麼。最根本的一點區別，是香港人在要求港鐵反思、檢討制度設計，避免將來遇到類似事件時，再犯同樣錯誤。而大陸人則認為，香港人沒人跳下月台去救狗，事後又在聲討港鐵，是假慈悲。有大陸網民說，如果是他在現場，一定跳下去救狗。這樣的言論，在大陸網絡上竟得到一片叫好。大陸人的觀念，仍停留在期待「英雄」出現。他們覺得，世界是靠「好人」構建起來的，而不是制度──這是大陸人的悲哀。
兩千多年前的孟子，在著名的《離婁章句》中有一段經典對話：「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的意思，是說如果社會失序，應該靠制度建設去拯救，而不是像大嫂溺水一樣，伸手去救。他並不無氣憤地反問發問者：「你難道要用手去救社會嗎？」中國式悖論是，孟子在那麼早就提出的理論，中國卻走向了其反面──不僅不相信制度建設，反而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的人都更個人崇拜。於是，在大陸人眼中，社會真的是用「手」去救的。所以未雪殞命，他們會怪罪沒有人出手相助。也正因此，我們就理解為甚麼當一個無辜的生命離世，大陸人的第一反應往往只是覺得自己「命不好」。
中港之間的差距，何止這一點。港鐵輾狗事件，不過是兩個文明體的再一次碰撞罷了。而香港回歸以來最大的悲哀，是即便連香港人，也逐漸在喪失對制度的信賴──撥正反亂。從這幾年的種種事件，如航天員楊利偉，以及奧運冠軍來港時的萬人空巷，就看得出部份香港人也是多麼容易受到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甚至相信，只要中央指派一個「適當」的人選，香港人「袋住先」，會比自己選出來的特首還好。深植於心中的奴性，是香港人抹不去的惡魔，雖然歷經英國人百多年的管治，但稍受污染，立刻就原形畢露。尤其是，當無數帶着大陸陳舊觀念的人來到香港，替換香港人口；當香港的「血液」，主要來自大陸的時候──恍惚間，香港早已不是原來那個香港。「香港」，是個替換了實際內容的名詞。
今時今日的香港人，其實就是跌落鐵軌的未雪。因為沒有民主制度保障，所以我們攔不住從北方「殺到埋身」的列車。人在心急如焚的時候，常常喪失理智。但這個時候，如果有人想當孤膽英雄，揚言他可以拯救香港，那他不是瘋子，就是騙子。香港得救，是全香港人共同醒來，並且奮力向前的事業。香港人現在可以做的，只能是死守作為一個文明體的底線。
許驥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