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
8月20日，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盛讚鄧的政治勇氣，「我們應當敢破敢立、敢闖敢試，義無反顧把改革開放不斷向前推進」。中共從8月初就開始的一系列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被外媒揶揄「可能會讓外來遊客產生一種錯覺：躺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堂裏的那具經過防腐處理的遺體，是鄧小平，而不是毛澤東」（FT中文網）。中共着意於當下的這一系列紀念鄧小平的活動，被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解讀為「習式改革將更為深遠」；而對照日前來港京官對香港政改的態度，有些諷刺。
上周五，亦是香港政改座談會的最後一日。毫無意外地，中央政府派來深圳與泛民溝通的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展示了一場失敗的政治溝通。《人民日報》海外版翌日發表評論《愛國愛港者治港原則絕不能動搖》，作者是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定淮教授。張教授一方面讚揚中央主動派員與泛民溝通，體現出「中央在堅持愛國愛港者治港原則下推動特首普選的極大誠意」；另一方面卻嚴詞批評香港在未完成國家安全立法前搞公民提名，不能確保國家的安全利益，質疑若有人「要擺脫《基本法》軌道來開展所謂的『真普選』的主張者到底意欲何為？」很明顯，在這種互不信任的態勢下，香港政改的分歧所在，並沒有得到開誠布公的討論，遑論得到解答。
誠如張教授所言，中央對香港政改釋放的「誠意」，是在「愛國愛港」這一極其模糊的前提條件之下。這種政治模糊，是十分危險的。中央和建制派或許難以理解，「愛國愛港」這一政治正確的標準，為何在香港社會（尤其是泛民中）激起如此大的反對聲浪？這種「不明白」，正正體現中共治理香港的「弱勢」。「愛國愛港」可以是和平時期學校裏面日日響起的國歌，亦可以是政治氣氛緊張時執政者鎮壓異議者的利器；而泛民之所以反對「愛國愛港」作為特首選舉的核心條件，正與2003年50萬港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一樣，出於對香港自由度收窄的憂慮。
這一憂慮，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八九六四之所以成為西方社會主流媒體對中國威權式政體的不信任標籤，並不僅僅因為事件本身，更是因為事件發生25年以來中共對於六四（及要求平反六四的個人和團體）的強硬壓制態度。
央視8月8日開始播放的《歷史轉折時期的鄧小平》，截取的是1976年鄧小平復出至1984年國慶閱兵這段歷史，可謂直面了文革，卻未敢置喙六四。選擇這樣的時間段，在如今這種政治氣候下播放，其中的政治考量顯而易見──中共領導人有一些改革的決心，對於關乎政黨合法性的關鍵歷史事件還是持着極其保守和壓制的態度。這，其實正是中央對香港政改的態度──中央不願見到香港政改原地踏步，但絕對不會放手讓有可能（即使這可能性很低）公開質疑其合法性的政治團體成為香港的執政者。
和平佔中6.22公投的結果顯示，市民支持三軌方案多於單純的公民提名方案。中央忽略港人支持漸進式政改的友善態度，直接以「威脅國家安全」這樣的敵對態度壓制爭取普選力量，實在是一種政治智慧上的不成熟。香港政改的分歧，難道僅僅在於是否要公民提名？進一步問，中央為何將公民提名視為洪水猛獸，認為公民提名一定（或很有可能）會選出與之對抗的行政長官呢？這種預期，是否等於承認了親北京力量在香港統戰工作的失敗？香港回歸17年了，中港融合日益變成了一個貶義詞，中港矛盾從政治領域日漸蔓延至市民的日常生活，難道不是中央過於干預香港社會運作、忽略香港民眾（尤其是中產階層）生活習俗、制度的結果？
作為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雖然強勢，更有智慧。早在1977年，他就明白「即使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後，也要讓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眼下的任務是減少文革期間紅衞兵的劣迹給香港商人造成的恐懼和反感。文革中的紅衞兵不但迫害港人住在大陸的親屬，而且還湧入香港讓港人心驚膽戰，使他們普遍憎惡毛澤東的統治」（引自傅高義Ezra F.Vogel著作《鄧小平時代》第446頁）。
很遺憾，在香港政改議題上，我們只看到了中央政府的強勢，卻沒有看到智慧。鄧小平制訂一國兩制，寄望於後代領導人能夠有智慧解決兩岸問題的願望，似乎是要落空了。
陸昕慈
傳媒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