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將就香港政改問題「一錘定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近日南下深圳，舉行了三場座談會，擺出一副徵求民意的姿態，實際上卻是在宣示中央的強硬立場，即普選事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候選人必須是擁護國家、認同中央的愛國愛港人士，絕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通過普選擔任行政長官。
為了確保忠於中央的人選出閘，李飛強調「必須堅持提名委員會按照四大界別等比例組成，必須堅持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要反映機構提名的性質」。面對剝奪民衆真正選擇權的小圈子篩選可能導致的公民抗命，李飛表示，如同當年面對戴卓爾夫人提出中國收回香港會帶來災難性影響的言論，中央會毫不畏懼，「同樣要以最大的決心和勇氣，果斷地決策，作出歷史性的抉擇。」
人民賦權、選擇代理人的普選，將被中央強行操縱為一場遴選忠臣的運動，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貶斥國際標準為「偽命題」，國家安全成了「硬道理」。為何同樣是單一制國家，倫敦、巴黎、東京等地的行政長官普選，並不會導致當地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民主憲政國家的地方普選不限制反對黨人士參選，合法對抗中央的現象並不少見，何以不會對本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政治學意義的國家由三大要素構成：人民、領土和政府（主權行使者）。人民熱愛自身文化傳統，維護其現實權利，熱愛相依為命的故土，可以說是愛國思想的核心所在。而對於政府這個政治上的「必要之惡」，人們同意並服從其「必要」統治，但卻毋須對其言「愛」，更多的是需要去反對其「惡」。
從國家的憲政層面看，人民權利和領土完整具有其主體價值，神聖、恒久而不可侵犯；而政府作為管理者，只具備工具價值，優則用，破則修，劣則換。普選就是讓人民可以定期選擇和長期監督執政者，以保障政府這個工具的取之有道和行之有效。美國人的公民意識是「我愛我的國家，但警惕我的政府」，政府需忠於人民，而不是相反。
但在封建專制社會，「朕即國家」，國為君之私產，忠君即為愛國。中共繼承專制的衣鉢，黨國一體化，毋須人民授權即宣稱是國家的先鋒代表。任何質疑中共、對抗中央的言行，都有導致亡黨也即亡國的風險，這種國家安全的邏輯，既是對外排斥異己、暴力維穩的依據，又是對內洗腦、培養忠臣的基礎。
與毛澤東時代的忠臣相比，現時對中共的忠誠，已經沒有了信仰的內在價值，而只剩下權錢交易下的任人唯親，這也是導致內地腐敗越演越烈的制度性原因，中國官員「小貪不是罪，大貪是小罪，不忠才是大罪」的現象，造成政府行為「只唯上，不為實」的「向上代理」制度性危機。為官一任，不是造福四方，而是取悅上方，地方官員「撈一把算一把」短期行為的常態化，加劇了官民關係的緊張和社會誠信的潰敗。
在鄧小平允許老百姓罵共產黨的香港，在張曉明承認反對一黨專制的支聯會等政治組織合法存在的香港，對未來的香港行政長官而言，加入到如此「忠臣」的隊列，是一種不堪承受之政治重負。經濟自由度全球排名第一的香港，如何去忠於17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137位的大陸？法治指數全球排名16位的香港，如何去忠於9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76位的大陸？
有建制派人士宣稱，特首候選人須得到提名委員會過半數通過，這樣才能保障「零風險」，此乃自欺欺人。自由、法治、平等、公正等核心價值，才是公民和政府必須忠於的對象。沒有這些價值支持，而只靠「去政治化」的黑箱作業和暴力維穩的國家安全，既不是具有正當性的安全，也不是可持續性的安全。即使香港特首接受如此「忠臣」的角色和使命，對於緩解「黨國安全」也無濟於事。扼殺自由，凌駕法治，扭曲公正，有如此廉價的「零風險」嗎？
毛時代的林彪折戟蒙古荒原，鄧時代的胡耀邦、趙紫陽黯然下台，江、胡時代的薄熙來、周永康身陷監獄，如同魯迅所言：「皇帝所誅者，逆也」，共產黨的忠臣如此命運，都是一元政治的專制體系造成的悲劇。腳踏多元政治、自由、法治的此岸，頭腦卻需要保持對專制彼岸的忠誠，香江何處覓得此類忠臣，未來若有普選，特首又如何在兩套截然不同的權力話語中自圓其說，港人拭目以待。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