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跟一位學而優則仕的前輩，討論國民意識和自由主義。前輩有備而來，我看得出他並非刻意提出挑戰，而是希望探討在香港這個以自由為核心價值的社會問題。
前輩說：「阿當史密斯在《原富》也支持海貿法（Navigation Acts），可見就算自由主義者也不否定政府在界定國民身份的問題上，總要扮演一定的功能。」海貿法，是十七世紀的產品，當時正值歐洲列強搶佔新世界資源和海貿主導權的時代，被視為自由市場思想之父的阿當史密斯公開支持的，有一定的歷史背景。
阿當史密斯曾當過海關關長，正如另一自由主義者格林斯潘當上了美聯儲局主席一樣表面地諷刺。《原富》成書於1776年，其時英國最重要的北美殖民地也正醞釀獨立戰爭。《原富》出版後一年，阿當史密斯自薦為蘇格蘭的海關關長，有研究指阿當史密斯是希望加入建制，促成制度上的改革，尤其是有關當年在美國的殖民地管治。事實上，在《原富》阿當史密斯提出了美國的社會領袖，尋求的不是自由或者民主，而是身份地位的認同，他建議英國政府，根據不同殖民地對英國庫房的貢獻，給予美國殖民地領袖在議會有一定的代表地位。
兩個世紀後，歷史經濟學家高斯撰文評論這一節，指假如當年的英國政府有如此胸懷，或許美國獨立戰爭不會發生，今天的英國也會在美國的統治下。當然，歷史沒有如果。但是英國政府在經歷過美國獨立戰爭和十九世紀在印度和南非的動亂，改變了殖民地管治方針，促成了維多利亞年代日不落帝國的神話。
「話說回頭，在十七、八世紀，個人的身份意識和現代人有很大的分別，當時宗教和生活密不可分，管治也和宗教密不可分，宗教將國和人接連起來。可是，自十九世紀末，宗教的影響力驟降，國家和營運政府的官僚主義才結合起來。今天的國家、政府和人民的關係，跟自由主義萌芽時代的背景，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我說。
國家的功能不斷在演變，人民對國家的構想，也在轉變；曾幾何時，政府的功能，幾乎全是軍事國防外交，統治階層是地主和軍人的結合；政府的收入，也是用於戰爭。現代政府的功能，比從前擴張了不少，國家和人民，亦超越了古典時代那單一的從屬關係。
過去人民的政治身份取決於階級和宗教，十九世紀興起了民族主義和經濟意識形態，由二十世紀中葉開始，越來越多發達社會步入了所謂的後物質主義年代（Post-materialism），人民的政治身份受不同的單一政治主張所定義：環保、性取向等。這些議題，國家政府固然有一定的角色，但跨國官僚組織如世衞、世貿、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等，不但奪取了從前由國家政府扮演的政策制訂功能，甚至在輿論的大方向，影響力和權威也比起國家政府更強大。
正在滲透干預傳統主權概念的，並非顛覆政權的帝國主義野心陰謀，而是完全沒有問責概念的超級跨國官僚集團。新興國家的政府，亦意識到這些由跨國官僚集團的上而下政策，希望自立門戶去抗衡；事實上，強如美國，也要另起爐灶建立「泛太平洋合作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避開和歐洲的保護主義糾纏。說到底，主權並非單純的經濟實力比拼，而是一場意識形態的角力。
不少傳統民族主義者對於香港人心未歸順，感到苦惱。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主導意識形態發展，不能單憑經濟影響，還要投射文化軟實力。軟實力背後的文化內涵，不但要時間去醞釀，更要自由的空間去發揮。戰後的美國，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又或者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甚至今天的南韓，同樣有投射文化軟實力的本事。今天的中國大陸，為何仍然困着走不出去，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回到最貼身的問題：香港這個自由社會，為何回歸後竟然變得坐困愁城，怨聲載道？單憑大國崛起這四個字，不足以令新世代的香港人有共鳴。香港正在氾濫的負能源，說到底還是源於從前和當下的身份地位落差；正如阿當史密斯在《原富》中提出的，香港的社會領袖，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同和吸納，具體化的政治行為，就是民主和自治運動。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