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文化出版社出了一本「我重讀香港」的新書，作者是今年五月離開人世的老報人羅孚先生；書中有許多珍貴的老照片，其中所收集的文章在這些年裏也曾陸陸續續拜讀過，所寫的人物有不少在香港、北京也曾有幸認識過，羅孚文字功力不凡，篇篇都有可讀性、趣味盎然，尤其寫人物，身歷其境對於其人其文知之甚詳。但其中最叫我感興趣的反而是他的公子羅海雷把幾封從未對外發表過的信件公諸於世，其中最看得津津有味的是他寫給羅夫人吳秀聖的信；當其時也已是一九八六年，也就是他十年軟禁已刑滿了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二的刑期，羅孚認為是應爭取鬆動的適當時機，於是在信中教路，希望能寬大對待，例如減刑釋放，化消極為積極，他教路的方式十分合情合理，也有步驟有方法，還有人選。他選了兩個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一位是金庸，一位是黃永玉，因為這兩個人有江湖地位，一言九鼎，也認識了不少有政治影響力的要人，講起話來要比普通人更具份量。
乘此教路機會，還分析了這兩位人士的性格為人，說在查面前多請託少哀求，要適可而止，並且估計他若推辭就算了，至於找黃則要從他的兒子着手，最好找長子海星去和黃的兒子黑蠻商談云云。
城府再深，統戰能力再高，到寫家書時一切都放下了，反覆叮嚀，不厭其煩教路，考慮周詳，一封信包羅萬有，分析研判對方性格，審情度勢，如何能達到目的又不失體面，曾經失去自由的用心可謂良苦，千言萬語盡在一封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