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釣魚台爭議以來，日相安倍不斷隔空喊話，希望雙方領導人能夠正常見面溝通，儘管日中各自受到國內因素制約，但雙方仍就外交管道持續折衝。日本方面的一種看法是，中國在經濟成長趨弱，經濟轉型不如預期的狀況下，北京需要加速改革，「安內必先攘外」，習近平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讓他暫無後顧之憂。而最近發生的周永康事件正坐實了此種預測，因此才有習近平與前日相、現任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福田康夫7月在北京的密談，計劃為今年11月APEC北京兩國首腦會鋪路。
不過，日本官方選擇在此時釋放這個消息卻相當耐人尋味。目前周永康勢力雖受到打擊，但即使習近平透過周案薄案等象徵性反腐，建立起獨特而強勢的地位，他仍需與其他派系達成一定的平衡。而這種平衡隨着中共中央新成立的各種小組（如國安委），漸趨向於恐怖平衡，習近平並沒有必要與東京妥協來換取空間。簡而言之，與日本的交往並非那樣重要，與福田的見面只是虛應故事，也凸顯了這些重商主義政客對於中國的誤算。
進一步來說，這些政客講究實際而短程可見的國家利益，特別是商業利益。在以和平為主流的日本社會裏，他們強調日本的「中等」國家而非「正常」國家屬性，因此必須與世界甚至盟國保持一定距離，避免捲入海外紛爭。在對中關係上，他們一向樂觀，認為透過所謂的72年體制，雙方可以和諧合作，卻刻意忽略此一時彼一時的國際政治脈絡。因為在當時，雙方都有共同的敵人──蘇聯，中國渴求日本在「反霸」上（即對抗蘇聯）的支持，而如今，其繼承者俄羅斯反成為日中籠絡的對象。
此外，在憲法新解釋下，日本政府擁有更廣泛的權力行使武力，其目的似欲從受到攻擊的自衞，晉升為預防性（preventive）防衞，甚至是先制性（preemptive）防衞。這兩者概念極為相似，同樣是基於威脅做出的第一擊（first strike）防衞，差別在於後者較前者更具攻擊性，而前者只是希望能速戰速決。以釣魚台為例，日本以後可以不必在遭受到攻擊時反擊，而是可以用日本國民的安全福祉為由，攻擊進犯海域的威脅，或是對可能進犯的威脅（如企圖登島者）先行採取應對措施。這些都加劇了雙方步入安全困境。
在東京持續為釣魚台列嶼命名、防衞白皮書又大力指摘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此刻，很難想像兩國領導人能在國際場合正面而有創造性的會面。漫長的東亞歷史告訴我們，日中只有在相互無視時才有和平的時刻，但今時日中經濟互賴（雖然不如台韓的程度）、中國正在打造替代體系且經濟力很快超越美國，為了避免擦槍走火而牽連世界，日中必須盡快找到新的共處模式。
徐子軒
獨立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