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卓文封刀調查報告終於在上月出爐，報告的主要結論是封刀合理。此外，中文大學隨後也發表聲明，指校方所成立的特別委員會認同調查報告結果公平、公正及恰當，並建議中文大學及醫管局在批准余卓文復刀時必須正視對他的工作態度及專業行為的批評。
在上年第三季余卓文封刀事件曝光後，筆者兩度撰文（題為《點止「封刀」咁簡單》和《先「封刀」正確 調查恐欠公信力》）於本地報章，忠告醫管局和威爾斯醫院（下稱威院）應妥善處理整個封刀事件的調查。但不幸地，經過接近一年時間的調查，政府發表的調查報告竟然仍然出現明顯的疑點，這不但嚴重削弱調查的公信力，而且更給予部份市民一個印象，醫管局和威院要整治余卓文，令他難以翻身。
根據多份報章的報道和余卓文對傳媒的公開解釋，筆者認為整個「封刀」調查有兩個大疑問：
第一，採用非國際標準的死亡率計算方法去評核余卓文的「通波仔」手術水平──根據威院內部審計報告的結果，余卓文接受「通波仔」手術後18至24個月內的死亡率是偏高。但從余卓文的解釋，這類手術的「國際標準死亡率」是計算術後30日，並非18至24個月。但非常有趣，醫管局和威院仍然將此內部分析結果交給兩位海外專家，但這做法只會引起公眾懷疑，醫管局和威院偏幫那七位投訴余卓文的醫生，最終令整個調查過程蒙上陰影。
筆者在《點止「封刀」咁簡單》一文指出，計算余卓文的「通波仔」病人的死亡率是取自一個特定時段（2011年上半年），也是一個奇怪的統計方法，原因是2011年前的數據是不包括在內。七位投訴醫生肯定有統計學知識，但卻選擇抽取一個樣本時段，對筆者來說，這計算方法已有可能犯上一個常見的統計問題──數據挖掘（Data Mining），即是在數據分析過程中，抽取一些有利證據來支持自己的結論。如果將同一分析用於不同或較長時段，會否出現同一個結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七位投訴余卓文的醫生已犯上數據挖掘之嫌！
如果我們再用數據挖掘的角度來看這個死亡率計算的爭議，不少市民會問：「為何投訴醫生利用一個非國際標準的方法去計算接受『通波仔』手術病人的死亡率？」筆者不知道答案，但對七位投訴醫生不跟「行規𤌚去評核一位同事的手術水平感到非常失望。這異於正常的方法去計算死亡率是很容易令人質疑其背後動機。作為讀書人，又何必呢？
數據挖掘是一種骯髒的統計學方法去獲得自己希望出現的結果。筆者是研究統計學出身，在大學任教時大多教授基礎統計學。在課堂上，筆者不斷提醒學生小心運用統計方法，不要犯上數據挖掘的錯誤，因為這錯誤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利用統計學去作弊。
第二，醫管局接納有疑問的專家意見──醫管局邀請兩位海外專家來評審11個余卓文的問題手術個案。余卓文最近對傳媒指出，其中一位對他一項手術有頗嚴重批評的專家竟然沒有同類型手術經驗，但調查報告卻採納該位專家的意見，更奇怪的是另一位專家認為余卓文在此項手術中沒有犯錯。如果整件事是正確無誤，醫管局就應向公眾交代這匪夷所思的決定。
在學術界，「同行審查」（Peer Review）研究論文是很常見。例如，當一份學術期刊的編輯收到一學者的投稿，編輯便會聯絡行內有相關研究經驗的學者去審核該稿件是否符合刊登於該雜誌的標準。假設評審員出現相反意見，編輯通常會再找另一位學者去審閱，作出終極裁判。但以上的情況，醫管局不但沒有尋求另一個獨立意見，反而以一個缺乏同類型手術經驗的專家作定案，對筆者而言，醫管局此舉實有欠公允。
醫管局和威院的取態並非最可悲，筆者認為最可悲的是中文大學的特別委員沒有察覺調查有不公正之處。如果你認為大學學者都是有氣節，中文大學的聲明一定令到你對學者有新的評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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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焯照
經濟學家及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