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從軍人的生涯和眼光回溯中華民國歷史，圖文並茂的《父親與民國》當是必讀書。作為《白崇禧將軍身影錄》上卷，書中收有一幀照片，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冷欣中將在南京將日本降書呈獻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現場有孫科、于右任、戴傳賢、馮玉祥、程潛等文武高官，當然也有白崇禧。解讀這個歷史場景時，編著者白先勇先生說：抗戰勝利了，應該很喜悅，可是看起來他們的心情很沉重，因為這一次勝利是慘勝，打得國困民貧。他還明確表示，抗戰勝利是「不值得慶賀的『慘勝』」。這位將門之後，一再用「慘勝」形容戰爭結局，顯示對那段歷史的洞穿與省悟。
「慘勝」這個說法，不是今日的創見。翻檢當時陪都重慶的各種報紙可見，有關抗戰勝利的新聞和評論大都充滿喜慶的辭藻，而一家民間報紙的社評裏卻用了「慘勝」二字，難得的冷靜和客觀，好似「眾人皆醉我獨醒」。顯然，「慘勝」有勝利的代價極大、得來不易之意。有個粗略統計：日本全面侵華期間（不包括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共有一千多座城市淪陷，三千五百萬人死亡，直接損失一千億美元，間接損失達五千億美元。累積這些數字的，是一寸寸遭蹂躪的土地、一個個被戕害的生命，焉能謂之不「慘」？
之所以說「慘」，多少還含有僥倖的意味。抗日戰爭進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於十五日發表《終戰詔書》，宣佈無條件投降。此前的六日和九日，美軍分別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給兩地造成滅頂之災；九日午夜，蘇軍大舉進攻盤踞東北的關東軍，很快剿滅了這支強悍的日軍部隊。國人初聞日本投降頗感突然，隨即反應過來，陷入狂歡之中。當統帥部下令國軍趕往日軍佔領的城市準備受降時，有的部隊距離目標很遠，雙方未至決戰階段，日軍兵力仍逾百萬，對戰敗口服心不服。白崇禧向有「小諸葛」之稱，自然明白倘無美、蘇兩國的致命一擊，日本不會投降，中國的抗戰肯定還要「持久」下去。這不是「慘」勝，又是甚麼？
六七十年過去，當年的高層將領都久別人世，墓木已拱，子女也步入暮年。白先勇先生早歲以小說成名，繼而演繹牡丹亭旁才子佳人的愛情傳奇，近年轉向探究父親戎馬一生的歷程及影響，體悟到父輩親歷那場戰爭的椎心之痛，故而直率道出「慘勝」的肺腑之言。過往一甲子，無論紀念爆發或是慶祝勝利，國、共領導人對抗日戰爭都講過很多話，但出於「長敵寇威風，滅自己志氣」的避忌，不曾也不會出現任何涉及「慘勝」的表述。然而，這卻是真實而促人反省的歷史，儘管對一個自詡偉大的民族有點殘酷，或有失顏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