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及建制派心目中，香港的傳媒最好是「無人主場」。《主場新聞》的結束，是因為它太快成功，短短兩年已取得每天30多萬人觀看的成績，「主場」一詞大行其道，儼然成為數碼傳媒的另一舉足輕重力量，但又與中央、特區政府及建制派「道不同，不相為謀」。
在內地，主場的一定是官媒，香港既沒有官媒、親中媒體亦不成氣候，因此也不欲、也不容支持異見分子的傳媒脫穎而出主導輿論左右民情，尤其是尚在萌芽階段的社交及網媒。
《主場》的立場和取材其實絕不算偏激或一面倒，轉載的博客或有部份是立場較為鮮明，對特區政府或建制派言行的批評一針見血，但立論清晰有據，甚少無的放矢或肆意謾罵（作者與編輯均珍惜得來不易的專業口碑與公眾信心），但仍然不容於今天的香港，實在令人氣餒。
無可否認，《主場》的編輯不會如《港人講地》那樣，把一面倒親中或親政府的文章與網誌也一併為讀者挑選呈現，有時甚至會轉刊批評這些文章的不同意見，好能讓讀者一窺全豹，但由於取捨得宜，所以能夠吸引大量不同立場的捧場客，令「粉絲」人數迅速上升。
據業內人士估計，《主場》每月經費成本約為60萬元，一年不逾800萬，對任何一個富豪或傳媒大亨都屬微不足道。但若要能仿效《主場》在短短兩三年內殺出一條血路，贏到同樣的人流及口碑，就算投入數以倍計的資源，恐怕也沒有人膽敢承諾肩此重任，而《主場》的大股東蔡東豪也不會輕易善價而沽，寧願自動結束把投資全部付諸東流。這種完全違反商業經營原則的創業以至結業手法，充份反映了整個事件的幕後政治角力及考量，外人絕對不易猜到箇中真相。
《主場》自創辦至今，廣告收入寥寥可數，這個現象亦不尋常。蔡東豪在道別信中稱從來沒有人抽廣告，因為根本沒有人落廣告。其實以《主場》的讀者人數及口碑，作為一個新傳媒，尤其是兵家必爭之地的社交及互聯網媒體，如果有「王者興」，願意一試的廣告客戶應有不少，除了希望能「先入為主」，令讀者對廣告客戶的「先知先覺」另眼相看外，新媒體亦多會願意給廣告客戶等別優惠價格，以感謝他們的「慧眼識英雄」及對其他客戶的「示範作用」。可惜《主場》完全沒有受惠於這個主場慣例，反之不論大小廣告客戶均完全置諸不理，難怪經營者失去信心。
香港一向視言論自由為核心價值之一。由特首、大學校長以至政黨代表，無一不強調言論自由的重要。建制派亦以「人人今天仍然有大鬥政府及中央的自由」為理由，證明香港的這個核心價值絲毫未損。但若仔細分析《主場》的崛起經過及死亡原因，便會知道今天經營傳媒之難，幕後無形黑手之多。
沒有資訊流通及言論自由，香港要成為地區內資訊科技的Hub，機會微乎其微，成立甚麼局去扶助、投資及管理也作用不大，因為香港具備的條件不單已與內地無異，甚至只會落後於他們。就以鄰近的深圳與東莞為例，不論人才、土地技術以至成本，都遠比香港優勝，如果香港再不能善用資訊自由流通的最大強項，配合完善法制及吸納資金的本事，投資者必會逕自返回內地直接投資，毋須借用香港作為橋樑。
如果《主場》今天仍然聊備一格，乏人問津，在傳媒同業、知識分子、意見領袖以至中產階級的讀者中那麼受歡迎，也許經營者不會受到這麼大的經濟及政治壓力，被迫盡快棄船不可。如果《主場》願意賣盤或逐步開放，把支持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文章也兼收並蓄，甚至有朝一日成為《主場》的主流取材，經營者可能因此盤滿缽滿，不用如今天那樣倉皇辭廟。但倘若《主場》死牛一邊頸，不肯微調現時的「筆展」原則與堅持，那麼及早結束必定是「止蝕」或「壯士斷臂」的唯一方法。
香港的核心價值被扭曲，令市場也被扭曲，長遠而言只能一切仰望中央的寬大為懷，才能保存生存空間和喘息機會；《主場》之後，不易再有創造同樣成功故事的後來者，因為《主場》的魅力不可能存在於這樣的一個扭曲環境，中央也不容有同類成功故事再現。
周信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