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在《現代學林點將錄》「地祐星賽仁貴郭盛向達」一文注釋裏談及1957年鄧廣銘批向達甚為嚴厲，他懷疑雜有人事因素，認為有可能因為向達曾經對胡適無禮，作為胡適嫡系，鄧為其師要公報私仇。其實如果考察傅斯年與向達的關係，也就會明白鄧廣銘此舉的原因。
1943年傅斯年推荐向達擔任西北史地考察團歷史考古工作站站長。考察中，向達與勞榦和石璋如的矛盾逐漸加深，他們二人說酒泉存一萬元給向支用卻不告訴如何領取，向達深表不滿，說這錢讓他們拿回去，「達此刻無此必要，乞人餕餘也」。3月5日向達給曾昭燏信又說，歷史、考古兩組中人（指勞、石二人），「於是始之以不合作，繼之以經濟封鎖，釀成笑柄，見譏識者。而達以清白之身，竟成眾怨之府，實則與達個人初無關涉，此有致適之、孟真、濟之、純聲諸先生及足下函可為佐證。」
向達因此遷怒傅斯年，據1944年10月5日傅斯年給夏鼐信中所說，向達對李濟大批史語所，而且完全不信任他。傅1945年2月5日給夏的信中說：「寫報告此事非兄自認不可，不必請向先生，寫定後，請向先生看看，便夠了（由他愛看不看）。他在去西北前，即聲明不寫一字，免得與勞、石生爭執。（當時尚無爭執）前年回來，寫成幾篇，到重慶遍給人看，而絕未向我提一字。我以勞君之一文請他一看，他說：『我一竅不通！』而他自己寫了一篇同題之文！諸如此類。若現在請他寫報告，他必又是一套陰陽怪氣話，弄得我不知如何辦方好……」2月6日他給朱家驊信裏也說向達「脾氣古怪，無理由之牢騷太多」。而2月23日給夏的信裏說，對於敦煌藝術研究所主持人常書鴻，向達把人家說得一文不值，他認為常在沙漠努力工作，便算難得，教育部就該鼓勵：「向先生於人多否少可，而彼所許之人，每每非狂則妄，（如于道泉）故弟於彼之論斷亦不敢輕信也。」看來他們二人關係已經破裂了，不過公是公，私是私，傅斯年後來代理北大校長，向達任歷史系教授，雙方相安無事。
1949年後向達沒有參與北大師生批判傅斯年，因而他在1958年反右時在北大歷史系檢討說：「舊士大夫思想非常濃厚，49年討伐傅斯年要我簽名不大幹，認為落井下石之事不為。」鄧廣銘在生活與學術道路上，多受傅斯年知遇之恩。1951年1月，他得知傅在台逝世的消息後，「顧不得我應與他劃清界限的大道理，不禁在家失聲慟哭起來。」當時陳寅恪寫詩悼念傅，而他沒有敢寫追悼傅的文章。可因為向達以前與傅的舊怨，何況他們之間也有私憾，鄧廣銘因而借機在反右時批評向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