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主場新聞》的社會影響是不可否認的。在中大年初公佈的本港傳媒公信力調查報告中，《主場》在21份文字傳媒中公信力排第10位，其公信力評分亦高於文字傳媒的平均分。
誠然，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受困於新媒體衝擊的傳統媒體或轉手出售，或關門大吉，確實已令人司空見慣。但是，作為一個新媒體創業項目，《主場》在本港公共領域中亦享有日益上升的影響力，何至於這般徹底而突然的告別？恐怕並不常見。
全世界的傳媒或國有，或私有，又或黨有。影響傳媒運作的兩大因素不外乎政治與經濟壓力。《主場》的關閉，象徵着政治與經濟雙重壓力下的媒體生存之困境。在缺乏充份自由民主的國家與社會，政治權力則常常凌駕於經濟之上，以各種手段對經濟運作施加影響，構成傳媒言論與行為的緊箍咒。
「恐懼」是蔡東豪公開信的核心關鍵詞。誠如蔡東豪所言，「由於當前政治鬥爭氣氛令人極度不安，多位民主派人士，被跟蹤、被抹黑、被翻舊賬，一股白色恐怖氛圍在社會瀰漫，我亦感覺到這種壓力。」
曾任港交所上市委員會委員的蔡東豪，2005年起出任上市公司精電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精電國際2013年財務報告顯示，精電主要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液晶顯示器。按營業額計，歐洲客戶佔總營業額約36%，中國客戶佔約35%，美國佔12%，廠房位於廣東河源。歐洲市場是精電的主要收入來源，而內地市場則處於上升趨勢，並極有可能在未來數年超越歐洲市場成為精電營業收入的最大貢獻者。蔡東豪在公開信中指，「作為一個經常往返內地公幹的商人，我得承認，每次過境都會提心吊膽」。蔡東豪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對本港的經濟力量，北京素來是軟硬兼施。一方面以各種優惠加強對他們的收編、籠絡，使其成為「自己人」，另一方面則教訓、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人。
在當下政治紛爭難以彌合而北京將政改視為攸關其核心利益的問題時，傳媒的經濟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政治問題。《主場》因為親民主派的政治立場難以吸引到廣告支持，不僅顯示香港缺乏支持反對派的媒體資源，更表明在北京軟硬兼施之下，本土傳媒的異議空間及其經濟基礎（如廣告）日益受限。這也是為甚麼蔡東豪會認為香港現時不單價值觀扭曲，巿場也扭曲。
如今除了《蘋果》，香港的傳統媒體已經被北京降服。它們也許會在無關北京利益的政治議題上發出反對聲音，但言論鋒芒與尺度早已「俱往矣」。《主場》在政改和中港矛盾上的突出表現，使其成為北京和梁振英班子的釘子，它的命運恐怕從一開始就注定，只是想不到來得如此之快。
今年以來，政改陷入僵局，中央的立場和態度一貫的強硬，選擇性解釋法律，表面上同意與泛民對話，實際上則將泛民的話語權不斷壓縮。佔中作為一個動員本港公民社會的巨大旋風，在近月來則遭到有組織與有系統的狙擊。
在《主場》關閉運作的同一天，特首梁振英與其政治問責班子，幾乎總動員表明會簽名反佔中，當中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和另外三名問責官員，更已一馬當先簽名。簡而言之，在政改諮詢結束之後與全國人大拍板政改方案之前，從政府、建制派到其民間支持者，已經形成了對佔中的絞殺之勢。這些政治博弈的巧合，不是巧合。
一個巨人，昨日斷其手，今日割其耳，明日削其足，一日一刀，看起來或許不會徹底摧毀他的主體，人們彷彿也可以告慰自己說，他至少還有血液流淌。這不是溫水煮蛙式的慢性消滅，而是實實在在的傷痛。
在清醒者看來，這傷痛日漸劇烈，但是面對無所不能的「老大哥」，人們不免陷入犬儒；在沉默的大多數看來，這傷痛似乎與他們沒有直接關係，更有一批人則竊喜香港又少了一個製造異議者聲音的平台。只是，處於政治恐懼威懾下的公民社會與喪失了「主場」的新聞，會如何影響政改的民主主場？
蘇鋒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