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蘋論」中寫到《犀牛》，那是法語作家歐仁．尤內斯庫（Eugene Ionesco，1909-1994）寫於1960年的荒誕劇。六十年代盧景文把它搬上香港舞台，我看後深受震撼。著名的戲劇家毛俊輝在一篇訪問中，也說他年輕時因為看了舞台劇《犀牛》感到震撼而找到人生的出路，這出路就是在迷失的世界裏，人必須掌握自己的未來，並由此而打開他從事戲劇之門。
《犀牛》的故事講一個小公務員貝蘭吉對生活不滿，對未來茫然，常有莫名其妙的恐懼感、孤獨感，但能保持獨立人格。有一天他在街上，發現一個街坊變成了犀牛。他驚訝。到了第二天，他發現另一個鄰居也變成了犀牛，他更吃驚。到第三天，又多一個鄰居變犀牛，他吃驚到極點，同時也很困惑，為甚麼他們會變成犀牛？變犀牛剛在生活出現，人們驚訝，或高談闊論，或覺得事不關己，漠然置之。其後變犀牛蔚然成風，人人都以犀牛為美，追隨者絡繹不絕。面對這種異化的潮流，保持獨立人格的貝蘭吉掙扎、反抗，決不隨波逐流。然而，他的反抗只是孤單的悲鳴和無力的掙扎，無助於扭轉社會的犀牛化。
為什麼選擇犀牛來象徵人類的異化？犀牛尖角，意味着具有攻擊性；犀牛皮厚，意味着麻木；犀牛笨重，對事物反應遲鈍；犀牛眼盲，意味群眾無獨立思考。犀牛化意味獨立人格喪失、精神墮落帶來社會災難。
我幾十年來時刻警惕自己不要變犀牛，但仍然曾經在左傾潮流中目盲。香港前途問題出現後，我不斷以《犀牛》故事來呼喚社會警覺。然而，觀乎近年香港的變化，這種呼籲，也許同貝蘭吉一樣，只是無力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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