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中環，或許阻人上班，令到名店shopping的人要繞道而行，但法律學者戴耀廷剖析，人權法是凌駕於其他法律，遊行集會是基本人權，理應比維持秩序更重要，也高於日常生活、駕駛人士的道路使用權。退休警司李仕光則認為，基本人權也不是絕對的。對於政治性拘捕示威者的說法，他認為，示威者應先想想「自己有冇犯法」，前線警員其實也不樂於處理遊行示威這類「濕碎」工作。
記者：朱雋穎
李：退休警司李仕光
戴：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
記：《蘋果》記者
記：7.2清場時，和平示威者遭屈手、倒後抬等，警方是否過份使用武力？
李：先考慮為何要清場，清場的目的是甚麼。若有人阻礙通道造成他人不便，無論是否有人投訴，我們都要考慮。如人們依我們當時的警告和平散去，就很容易處理；若人們選擇留下，又不依從警方指示，我們一定採取行動，就可能使用武力。原則是最低武力，一旦達到效果就停止。
戴：警方當日無問題，是合理武力。我有興趣的是，警方如何決定用更高度的武力？
李：原則是若低層次武力達不到預期效果，才慢慢升級。
戴：我舉實例吧，（皇后像廣場旁的）遮打道周邊沒有商戶，汽車又可繞路，不妨礙通往任何目的地，假設有人不走、人數多、低度武力無效，那在甚麼條件下，警方會用水炮、催淚彈等方式？
李：我們要先看有沒有需要（清場），再決定怎樣做，會考慮很多因素。做評估困難，靠的是警方的專業，搜集到甚麼資料、情報等。我知道有個論點是，（示威者）8點就會離開，我們又是否接受呢？我要回應的是，到底有沒有犯法，而當時的情況又是怎樣。我相信那不是輕率的決定。
戴：若有政府最高層說「不惜代價，一定要清場」，這會成為警方考慮的因素嗎？
李：你應該知道，英國也有判例，無人應該教警方怎樣做。這牽涉到警隊是否政治中立，我個人不相信任何人會給警隊政治壓力。作出決定的基準，一定經過形勢評估，可能包括天氣、線報等，不是單一考慮，而是如法官判刑般考慮一系列的因素。
戴：不同的是，法庭的判決一定是透明的，因有判詞嘛；但警方下決定就無必然的透明度，警方在法律上無必然責任要解釋。問題出於若警方不講，如何令公眾相信警方有足夠公信力呢？
現時大家都感到警民關係變差，市民會疑問，警方是否在講一個full and true story，我們都沒有機制去知道。這涉及的是，最前線的警員至最上級的警務處長，都有酌情權。專業不是在於有明確的守則，而是有一堆因素，由個人去做判斷。
現時的一哥跟之前兩任的一哥，大家都感覺到很不同吧，我說的是酌情的因素。政府要達到管治的目標，有效管治與公民權利兩者之間，很多時要找出平衡點，每人的側重或有不同，但都可能是法律上容許的範疇。重這邊惹公眾反感，重那邊又被嘲「Sorry Sir」，總是很難的。我想去到最高層，考慮的就不僅僅是法例問題，而是整個社會。
李：是有的，香港最有名可行使酌情權的是律政司，會視乎是否關乎公眾利益下決定。以往也有轟動的案件，去到高層次，亦可能受到質疑。有酌情權當然有時是危險的，但若作了重大的判斷，一定考慮了很多因素，我相信都是正確的判斷。
戴：警方的角色應是facilitate（便利）一個和平集會權利的行使。我寫過文章批評現任警務處長（曾偉雄）對人權概念的理解有偏差，他將「秩序」與「人權」並排來看，但楊美雲案及香港行人權法後的情況是，人權先於秩序，要盡力讓和平集會權利行使後，才去平衡秩序。
這是很多矛盾點所在，如7.1遊行，組織者認為警方emphasize（重視）秩序，最多只是與人權同等。但人權法的理念是，先人權，後秩序。要確保其基本權利，才考慮是否要為了秩序，去限制其權利。任何限制也須有足夠的理據。但現時往往只是予人平排、甚至秩序高於人權的感覺。
這不等於說警務處長不重視個人權利，但其論述予人感覺是，他不準確掌握人權法在香港的法律體制中，對人權保障的角色。
李：我同意我們享有基本人權，但也有人說過，這些權利不是絕對的。人們行使權利時，也可能超越了這些權利，必須有制衡，就一定是執法部門去做。究竟警務處長根據哪一項原則，我不能代他答。
戴：我常跟學生討論，如果接受和平集會示威是基本權利，我們要考慮一下道路使用者要繞路很麻煩，但那些不是基本人權喎。
李：如果有市民投訴又如何？若然有人半夜在你家樓下用大聲公，有人投訴的話，我們就要採取行動。
戴：當然有人會說「我也有權」，放在人權法下，就可能有conflict of rights的問題，即是說有兩個基本人權在衝突當中，警方就要做平衡。但現在談的是和平集會權利，在人權法中很清楚是有的；若是「唉，我返工要繞路」，人權法中哪有返工不用繞路的權利呢？我只想到right to private life……
李：我就是要說這個，我有權去享有正常社交活動。當然你也可反駁，那裏是否有人使用。
戴：我提出來也只是勉強fit到，否則其實是找不到的。去到一個權力的conflict，在人權理論的研究中也是個難解的題目，你有基本人權，我也有，但之間沒有ranking的嘛，很多時就落在酌情上，看看警方看重哪一邊。但現時還不至於那樣，而是一個basic rights，一個不是basic rights的rights。如此要取平衡點時，不可能不在這一方（基本人權）先的嘛。但給人的感覺是，警方常將雙方等同起來，弱化了基本人權的訴求力度。
記：是否因有人投訴，遊行導致嚴重塞車，所以7.1警方就不開放六條行車線？是否一旦收到投訴，警方就一定要處理？
戴：但免受塞車不是基本人權嘛！
李：這是會有的。你知道銅鑼灣舖租多貴，若因遊行令人家做不了生意，你又怎看？我不知戴教授是不是要說，做生意也不是權利來的。那也要看是否合情合理。我相信當時若非干擾到其他人，決策者也會讓他們繼續。
記：7.1司機離開頭車、7.2有示威者身上帶着螺絲起子或萬用軍刀，均被起訴，是否有政治考慮？
李：我不能代表警方說甚麼，只是根據個人經驗給意見。警務人員若有合理懷疑有人有可能干犯罪行，而採取行動，包括令其停止行為，甚至拘捕、檢控，但最終的仲裁者一定是法官。
說回頭車，第一樣要問的是，司機有沒有犯法？頭車是開路，人潮應該一直flow，而這個帶頭的駕駛者確有證據顯示，他沒有跟從警方指引，不反對通知書上有「依從現場警務人員的指示」的條款。司機為何不先想想，自己的做法有甚麼影響？他不開車，當日天快黑又下雨，警察都知道，天一黑就難控制。
戴：問題出於現時的policing policy。不是警方沒有權去做，而是雖然運用酌情權去做，警方的做法卻造成警民對立。自現任警務處長上任後，整個policing policy都有轉變。我想了解前線警務人員在想甚麼，是否真的士氣低落，原因又何在？現時警務處長的做法是為了提升士氣嗎？
李：我不相信警務處長為了士氣而故意採取強硬態度。前線警員的無奈，未當過警察的人不會明白。大熱天時，警察飲水一定被傳媒影相，想上廁所又未必行得開，有衝突時被示威者辱罵也是常有的。我想很多前線人員想的是，你可以表達訴求，但要用和平的手段囉。我相信大部份示威者是和平的，但樹大有枯枝，有人挑戰警方時，群情洶湧就很難控制。
很多人本想加入警隊除暴安良，但看到這些，有時就覺得浪費了。像這麼大型的 ，我本來駐守元朗的，也可能要到中環standby，本來的工作都放下了。執行工作也很困難，警員也會受傷，是否都可以減省的呢？
戴：這不只是警隊的問題，而是整個政府公務員團隊都面對的問題，這跟整個香港的政治發展有關。97年前大家的要求都不太高，回歸後的要求高了，03年後就會想「這個政府是不是我有份選的呢」，隨之而來就是政府的認受性一直跌。前線人員包括警隊，無可避免會與政府扣連起來。政府認受性低時，前線工作一定辛苦。
我們對整個政府的要求高了，也要求參與、要求權利，但一直被拖。政制不由得他們去改變，但前線就要頂，結果爆發點就落在前線與市民的衝突間。其實不關前線警務人員事嘛，他們只是負責執法，但因整個政府出問題，若政府沒問題也不會這麼多人出來抗爭啦，但有抗爭警察又要執行。問題始終在於政制改革上，此結一日不解，警察的問題也解決不了。
李：市民應否尊重警察？未必。但市民應否尊重法制呢？是應該的。這社會風氣卻非如此，我們有好幾個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內的表現，對青少年有甚麼影響呢？若連如此尊貴的人，都不適當地挑戰權力，成為norm，影響就很大了。你試試去屯門查身份證，有些人是很過份的。
戴：要根治問題，始終要回到法律權威的問題。現代社會是你有沒有法律權威，在於我認受與否。不是某人居某位，就必然會被認受，而是我有份參與，我才認受你。我完全明白前線的困難所在，但其實只要整個政府的認受提升，前線的認受也會隨之提升。這個政府是你有份參與的，而我行使的是政府賦予的執行權力，聲就大好多。
後記
戴耀廷說起前線警員，盡是體諒。退休警司受訪，則句句維護同袍。訪問後閒話家常，李仕光說的還是警務人員之辛勞，「大熱天時成身裝備，俗啲講，真係熱到底褲都濕埋」，加上裝備多掛滿腰間，比一般遊行人士更勞累，「又槍又手銬、胡椒噴霧，如果得22吋腰掛唔晒啲裝備，好難請㖭呀！」
不少社運人士感到前線警員懷敵意，李仕光卻說，年輕一輩的心態已很不同，「好多後生分析力都好強，有啲人都未必認同㗎，但上級命令一定要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