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評估社會運動或動員重要性時除了單純考慮人數外，參與成本亦為其中重要準則。
簡單而言，參與成本是實踐行動時附帶的成本，成本可以是時間，可以是資源，更可以是風險。越在建制內表達意見，基於有現成的表達渠道，方便省時成本較低；相反，走在體制之外，或者有反體制傾向的表達方式（例如公民抗命），行動者風險及行動所需資源隨行動規模及難度增加，相對成本較高。若對現行（或未來）社會運動依序排座次，參與成本依次最高為公民抗命，遊行投票緊接其後，而簽名運動是相對基礎一步。當然，以任何方式表達的民意都不能被忽視，但各運動參與成本各有高低，單憑人數比較或嘗試憑此分高下就不太恰當。
相信社會動員組織者及大部份市民對參與成本的分析不大關心，前者亦傾向繼續在媒體前以人數作為運動的成功指標，亦興奮於跟對手作數字上的比較。泛民人士近期見建制簽名運動人數與日倍增，除了質疑當中運動設計缺陷引致水份過多之外，亦反建議對手組織大規模遊行向本年七一遊行人數作對沖。當然此番話嘲諷成份居多，但建議本質上與晉惠帝一句「何不食肉糜」一樣：確實，建制如果能做一早就做了。但當我們集中嘲笑建制組織者反智或下三流手段時，很容易忽視建制派正在改良動員模式，讓其支持者習慣被組織被動員，可見的未來就不一定停留在簽名運動這個基礎階段。
建制派動員長期只在選舉層面上成功，以極強的地區組織能力令每張選票均能有效運用從而換取最多議席。但需要動員建制群眾支持政府時人數往往寥寥可數，甚至經常傳出以物質利益換取人頭等醜聞。建制支持者為數不少，我們不能單純假定了他們是為了蛇齋餅糭而採取特定政治取向，筆者身邊不少建制親朋好友亦有着一套完整支持政府或中央的論述。因此動員落差不一定源自活動派發餅糭數量有別，可能與建制支持者對社會動員／運動狹隘的想像有關。對於建制派支持者來說，選舉以外的行為不是常規化舉動。泛民由香港民主化初期起便以街頭抗爭作為主導，遊行示威選舉三路齊下，數十年的經歷其支持者早已習慣司空見慣；相對上建制組織者這些年有意無意地在支持者面前貶低各種意見表達手段，高舉議會文明這面道德旗幟，以嘉年華活動式參與取代立場清晰的社會動員。不知是否好心做壞事，建制組織者及支持者自此就把動員限制在選舉活動之中，或者以參與喜慶活動代替身體力行，使及後支持政府的動員顯得零散無力，特區官員亦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先不論愛字頭組織或李偲嫣之流能否有效開拓支持者對社會動員的想像，但相信建制大型簽名運動對其很多支持者來說是投票以外的新嘗試。
簽名運動對泛民來說並不陌生，上一次政改真普聯曾組織同類運動爭取2017年真普選，2010年泛民議員亦發起聯署運動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但這次建制簽名運動相對上比前者來得震撼，除了依靠資源優勢及建制協助鋪天蓋地的宣傳外（當然不少偽命題如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也欺騙了不少民眾），許多建制支持者也對這個低參與成本的社會動員期待已久：簽名運動既符合他們的和理非非，又不用一下子訴諸遊行集會這種「激進」手段。
而近日建制派對泛民眾人大力的抹黑舉動，除了打擊對手之外，最重要的是深化支持者對泛民的偏見誤解，誘使更多人參與簽名運動。建制派深知更多人參與簽署根本不能阻止對手任何行為，但如此努力動員除了短期內製造反佔中民情之外，筆者估計亦與長遠建制動員規劃有關。
能夠預計這次建制派大型動員將會在一片爭議聲中得人數上的勝利。當然簽名運動成功不一定能夠在短時間促成一些高參與成本的運動出現（當然建制派亦不會以身試法），但絕對能夠開拓這班建制支持者對社會運動的想像。當泛民一派自詡每年七一遊行為未來民主運動打好根基時，對手也正在摸索相似的動員模式，企圖把戰線推至街頭之上。
未來建制派大型且低參與成本的社會動員只會有增無減，透過不斷的動員將累積更多願意參與更高成本運動的群眾，長遠地計劃對沖泛民旗艦社會運動所帶來的影響。可見的將來社會紛亂不只是來自政府高強度打壓，更多是來自人民與人民之間因政治動員所產生的矛盾對立。
鍾政碩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