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帶隊到花蓮，乘車由台北南下，經過南澳鄉海峽，車上中國內地同學都為景致驚呼，舉機狂拍；細問才知他們少在家鄉看到海洋，使得他們來港讀書，暢遊南丫島大嶼山等而沉迷海景，出走台灣更為沿路海洋興奮。
我們在香港長大，動不動看到維港，地理上更坐擁四面環水，當然不為海洋驚歎，可是生於內地的，說整輩對環境認知上，不知海洋為何，並非奇事。矛盾處，是他們對海洋滿有幻想與愛惜，相反香港人卻未必對海洋珍而重之，致使最近立法會議案，要為機場第三條跑道填海工程評估，更要起人工島疏導人多車多，唯靠犧牲海洋，就少見反對了。
其實香港的海洋，長久以來被兩種論述主導：一是地產發展的說法，為所建單位尋求「背山面海」格局，然後面海的方位當然價高搶手；二是社會發展的所謂「移山填海」，把山夷平，再把海填充，理所當然說成土地倍增，供應起樓，解決房屋問題。
「背山面海」與「移山填海」，前者為樓市單位增值，後者為獲取土地起樓，卻見矛盾──一個把山水珍而重之，一個就要犧牲山巒海岸！當然我們可以說，香港今天仍有崇山峻嶺，也有深水海域，豈有完全犧牲之理？然而，那其實是我們忽視了，現有的，實為昔日發展而尚餘的山地與海濱；近年來維港如何收窄，海浪如何急竄，就是所謂「尚餘」的明證。
這種把山與海同時犧牲的發展邏輯，已被引證會損害野生動物棲息地，也同時令到本來多在香港水域出沒的海生動物，比如中華白海豚，被逼迫得繞道而行，令香港變成一個完全不對生態友善的城市。
這究竟是發展邏輯，抑或地政規劃出現問題？我相信，這是香港人的責任，因為我們的社教與成長，教育與媒介等等，幾十年來根本無從提出「土地倫理」一說──這是「環境保育之父」Aldo Leopold，在代表作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other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的討論，指土地其實是為與其他物種協調的，有機的平衡基礎；以「生物金字塔」去理解，土地在最底層，支撐着上層的昆蟲、鳥類，以至最上層的掠食動物，而地上植物與海中水源，就此扮演食物與孕育生命的角色，世代繁衍。
問題是，生物金字塔本應矮而闊長，以見層層寬大，反映生物種類多元化；可是當人作為跨界掠奪者，不停向下開採，把海洋填充，要土地變賣，金字塔就變得高而收窄，物種少了，也難逃如熊貓本為野生的動物，在當下幾近絕種。香港不談土地倫理，只有「背山面海」與「移山填海」的發展思維，自然就成了「犧」山又「犧」水的終局。內地人或見海景而興奮，可我們更應從中再思，原來有山有水不是必然──尤其不少山水，正是栽在我們的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