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十七日《上海書評》有荷蘭學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介紹艾倫．萊丁（Alan Riding）著作《And the Show Went On: Cultural Life in Nazi-Occupied Paris》（《戲繼續演：納粹佔領下巴黎的文化生活》），文長達兩大版，譯者是盛韵先生，題為〈誰不通敵？〉
讀此文不能不聯想到我國作家在抗日期間身陷淪陷區的處境，如周作人、張愛玲和葉靈鳳等。因篇幅關係，我只能抽述盛韵譯文中的一些「法奸」問題，但觸類旁通，互相發明，說不定亦可給我國一些「附逆」作家的問題作個參考。
二次大戰結束後，法國知名作家如薩特（Jean-Paul Sartre）對外宣稱，法國人、特別是法國作家和藝術家在納粹佔領期間只有兩個選擇：合作，或「抗爭」。他選擇了「抗爭」。「我們的工作是告訴所有法國人，我們不會被德國人統治。」他說。
事實上，薩特雖然不是「法奸」，但他在德國佔領時期的表現卻不見有什麼英雄氣概。布魯瑪認為，本書作者萊丁對法國知識界在淪陷期的描述既不「網開一面」也不刻意充當道德判官。他是把薩特看作「抗爭份子」的。《禁閉》（Huis Clos）一劇上演時他的崇拜者總能在劇中讀到各種反納粹的言外之音。奇怪的是此劇不但順利通過德國人的審查網，德國軍官還熱烈的捧了首演的場，參加了慶祝派對。
「為何法國的知識和政治生活會中同情納粹的毒，並不一定是戀德癖」所致。一九四○年半獨立的法國維希（Vichy）政府成立，幾乎所有人都鬆了口氣。當年戰敗的法國已死了十萬人，再沒有多少人願意冒死保衛祖國了。左傾的薩特對自己的腐敗、反動的資產階級國家感到絕望。其實左、中、右的人都認為法國已經腐爛到必須有人來收拾了，即使是德國人也在所不計。
萊丁也提到了「戀德癖」與「性」的關係。認為佔領軍通常帶有陽剛之氣的魅力。他們的制服散發着一種勝利的光輝。不少法國女人為此着迷，甚至男人也一樣。保守主義者茹昂不是這樣說過麼：「我想要讓我的身體成為德國和我們法國之間的兄弟橋樑。」眼看德國快完蛋了，自稱「抗爭派」的戰士忽然多起來。給他們「清算」的對象往往是毫無抵抗力的「法奸」，比如說跟佔領軍有過私情的女子。
德國人對法國作家、畫家、出版商和畫廊老板等行業採取懷柔政策，大部份讓他們自我審查。有些作品如話劇《打字機》，被維希政府官員禁了，卻被德國宣傳部放行，為的是「藝術自由」。這當然是「統戰」。法國人義不食「德粟」？作曲家Henri Dutilleux有此一說：我們有責任不跟德國人合作，但我們也要吃飯。「我們說為德國人演出可以，但為巴黎電台演出就不行。」為什麼？因為巴黎電台是納粹管理的宣傳機器。似乎每種「看法」，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