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非黑即白的香港，佔中、公投和民主，難道就不是支持就是反對？
反對佔中和公投的人，我認識的，至少有兩類：一，收了「上頭」指令，要出來表態反對佔中。二，真心憂慮佔中會損害香港經濟和穩定；這類人支持透過爭取民主普選來捍衞香港的獨特自主，但心底裏又不認同以佔領作手段。
我身邊的朋友，大多數是「反佔中二型」。但過去一個月以來，他們都漸漸改變了立場。白皮書是觸發點之一，另一個犯眾怒的因素，叫吳亮星。「反佔中二型」其實未必反對新界東北發展，但是他們更接受不了掌權者拙劣地帶頭破壞規矩。一份白皮書，一個吳亮星，就將一群本來對佔中和公投有所保留的香港人，驅趕歸邊。
除了在政治上感到身不由己，香港人自九七年以來，其實也面對過一連串經濟上的動盪。由亞洲金融風暴到科網爆破，再到次按爆破，香港以至世界各地的中產，頓然發覺從前那條上流階梯已經崩潰，再沒有安穩的中產生活，也沒有所謂的一世無憂。
1998年美國作家Spencer Johnson出版了一本書叫做《誰搬走了我的乳酪？》（Who Moved My Cheese），其實已經預視了新的經濟結構底下，中產更加要明白適者生存的道理。這本書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思潮，也對應了經濟和社會的深層次轉變。嚴格來講，戰後起飛的工業型經濟，至上世紀七零年代盛極而衰。至九零年代，已經是資訊型經濟的時代。工業型經濟，講流水作業，是井井有條的組織結構。後工業時代，階梯不見了，取而代之是網絡。香港人至今仍然掛在口邊的「上位」，正好反映當下香港，無論從經濟結構到人的意識形態，仍然停留在工業型經濟時代的思維。
諷刺時，舊中環價值的市井之徒講「發圍」，反而更切合後工業時代的意識形態。從前的香港人面對轉變，明白是要自己去適應環境，而不是要改變環境去遷就自己。驟耳聽來，當年獅子山下的香港人好像很卑微。別忘記，曾幾何時，這個城市的人生活再難過，也相信自己有捱出頭的一天，那是自信；明白適者生存，也不是卑微，而是謙卑。畢竟，無論是自然環境抑或社會環境，都不是屬於任何一個人，要改變環境去遷就自己，大前提是改變不會損害別人權益。這些舊時的傳統智慧，一直傳承下來，就成為「反佔中二型」的核心保守價值；「反佔中二型」的心態，其實就是所謂的中環價值。
每次見到進步主義的民主鬥士，將保守的中環價值矮化成「裝睡」、「未覺醒」和「違背良知」，我不期然要問：強迫別人表態的行為，跟那個要政治跳樑小丑出去高姿態反佔中的「上頭」又何其相似？
我希望身體力行撐佔中的義士會明白，政治運作永遠都是在尋求最大公因數；中環價值的保守思想，亦絕對不是你們的敵人。相反，身不由己的感覺，又或者是社會棟樑口中的無力感，無論在經濟上抑或政治上，都正在蠶食曾經維繫香港的那份求存的信念。其實民主普選和自由市場，背後共同的理念是相信和尊重別人的選擇，也捍衞自決的權利。
老套講，香港人需要empowerment，而不是被迫去作出選擇和表態。要知道，北京不是每次都會發表白皮書和派出吳亮星來獻世和造勢。香港要為民主發展尋求共識，否則難有發圍的一天，永遠困在那線性的軌迹上拉鋸。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