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92歲的夏志清先生在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生前的最後一本書《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共收錄132封書信，其中有32封是首次面世；每封信後面夏先生又寫了詳盡的背景按語，讓世人多少窺測到了這位以描寫「蒼涼」出名的名女作家晚年的悽苦和落泊，讀後叫人心中產生一種說不出的酸楚。她在早年寫了多篇體味人生哀婉無奈的小說，而她自己中年以後的後半生則更像是一曲藍調的悲歌。
二十三歲的張愛玲在成名作《金鎖記》劈頭便說：「年輕的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令人驚嘆的是，一位年青的女作家所看到的月亮，已經顯出了雙重的「陳舊和迷糊」：既如一滴淚珠在超薄的朵雲軒信箋上擴散，又如淚眼所看出去的世界一片模糊。月亮在中國文化中所象徵的正是女人，那篇小說的底蘊也正是女人身世的一片蒼涼。令人惋惜的是，張愛玲兩次不幸的婚姻，仿佛把這位才女的身世也譜成了一曲低沉的藍調。
從1984年12月到1988年3月，夏志清沒有收到一封張愛玲來信，直到1988年4月，夏志清接到張愛玲來信，才知道自己多封去信張愛玲收到後根本沒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遠道上城，有時候回來已經過午夜了，最後一班公交車停駛，要叫汽車，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就像她在1984年12月22日的信中稱：「我這一年來為了逃蟲難，一直沒固定地址，真是從何說起。」有一段時間她乃至不願把地址告訴夏志清這樣的老友。我在想，如果以張愛玲的一生來拍一部電影，由李安來執導，看後一定會讓很多人落淚。
張愛玲的悲劇更在於，她的讀者不在英語世界，她那種細膩委婉的筆觸，腸回百轉的情感，沒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很難被人讀懂。《金鎖記》改寫成《怨女》後再翻譯成英文在美國的銷售狀況可以說是一點沒有起色，從此她的書在英語世界便失去了出版機會。六十年代張愛玲曾到香港靠寫電影劇本謀生，但不知為什麼她沒有在香港長住下來。這可以說是她在中年犯的另一個錯誤，因為她的讀者和出版商都在漢語世界，身居漢語世界與自己的讀者和出版商一定會有更好的溝通，再說謀生也不至於像在美國那麼艱難，畢竟她既不是學者，也沒有謀生的一技之長，靠翻譯和零星的寫稿來糊口，只能是落得朝不保夕，又忙得不知名堂的悲涼身世。這樣，一個從小做着「天才夢」，早年有如春花怒放的一流女作家，由於處在異國的語言土壤而得不到養分，最後便過早地凋謝了。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多數人「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驀然回首，人們發現女作家描寫的正是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