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我從來不以同志研究員自居，否則這醜就出得大了：魏紹恩文中提到一群同性戀者一九八八年在報章刊登「醒覺聲明」，義正詞嚴要求社會終止歧視，我竟然一點印象也沒有。麥樂倫案如火如荼的年代因為身不在港，後知後覺情有可原，但一九八八我任職電影節，除了夏季基本上天天穿梭中環紅磡，電視節目雖然不看，《信報》和《東方》慣性翻閱，怎麼會漏掉如此重要的新聞？Tom Turk's晨操的健兒縱使鼻孔朝天的佔大多數，其中也不乏有講有笑的哥哥仔，作為社會棟樑的他們就算不屑到處宣揚自己是基佬，更衣室的眉來眼去和桑拿房的拳來腿往說明了一切，照計應該不會不關心同類的前景，為什麼個個守口如瓶，歎事後煙的時候誰都沒有洩漏半句？
聲明不知道由哪位高人執筆，寫得不卑不亢情文並茂，具備早期平權運動正確姿態而不流於八股，隔了悠悠二十六載仍然令人動容：「同性戀者一樣默默地為社會貢獻自己的辛勞，但卻並未獲得應有的回報，不單止毫無社會地位，甚至連基本人權也被剝奪，這包括私生活不被干涉的權利，以及免受驚恐徬徨的權利，同時又因為法例的禁制以及社會的歧視，同性戀者往往備受不公平的對待，更不能現身替自己抱不平。在此，我們要求最低限度將成年人在私人地方下的同性戀行為非刑事化，而不是減輕刑罰作罷。我們要求生活得有尊嚴，認識同性戀。最後，同性戀者也是香港人的一分子，所以我們願意與所有香港人一起合作建立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並希望不再以性與愛的傾向來劃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