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之內，先是18萬人出席維園燭光晚會，繼而78萬人參與6.22政改公投，然後是51萬上街舉行「七一大遊行」，並且前後兩者均已持續多年。僅有720萬人口的香港，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紀錄。這也是人類歷史上非暴力反抗運動的高𥧌。倘若如此大規模的和平民意表達，都不能發揮作用，香港政局將會十分危險。
針對6.22公投，北京《環球時報》、香港《大公報》、《文匯報》等中共官方媒體均強調其「不具法律效力」，甚至稱其為「非法的鬧劇」。繼而針對「七一大遊行」，《環球時報》提前警告「不符合香港人的利益」，「如果中央對他們做讓步，香港的未來將面臨巨大不確定性」。
對於上百萬人次的民意表達，中共官媒如何作出「不符合香港人利益」的判斷？幾十萬人如何被歸類為「已在政治上走火入魔的香港少數人」？要多少人上街才能代表多數？當局利用充足的政治資源及公共財政舉辦的「慶祝回歸」活動，又多少人參加？如果幾十萬市民在各種威脅和污名之下自願參加的大遊行，都不能被視為有效的民意表達，那麼這世界上就沒有甚麼遊行活動能表達民意了。
民意表達不僅不是非法活動，而且應該發揮它的法律效力。投票選舉也是一種民意，被稱為民意的「民主形式」，在相關的法律框架內產生立竿見影的政治結果。非投票選舉時間的民意表達，被稱為民意的「自由形式」。針對政治和政策的民意表達，「自由形式」的目標最終也是由「民主形式」來完成，也就是說它會影響選票。這也是民主國家政治活動必須重視民意的根本原因。
無論是中國的憲法還是香港的《基本法》，都有保護民意表達的條款，甚至有選舉權利的規定。但是，對於一個非民主國家來說，沒有選票的壓力和後果，民意如何發揮它應有的法律效力，這是一個問題。一般來說，它通過兩種方式來實現目標：一是道德感召，即通過宣示和行動來喚起統治者內心的道德良知，讓他們傾聽民意，採納善言；同時也喚醒更多的民眾去游說統治者。二是暴力反抗的威脅，即通過和平抗議警示統治者，民間的不滿情緒可能發酵成天怒人怨，干戈四起；同時也喚醒更多的民眾參加到反抗的行列。
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先賢為現代政治抗議創立了非暴力表達的典範，人們爭相效仿，也給暴力反抗帶來道義上的壓力。這樣一來，民意表達的目標實現，惟有喚起統治者的道德良知一途。然而，對於敢於將坦克開上首都的街道和廣場鎮壓學生運動的統治者來說，這種預期是荒謬的。自1989年及1997年以來，香港人一次次創造民意表達的世界紀錄，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都採取了「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策略。
和平的表達方式走到頂𥧌仍然無效，必然會另擇他途，「佔中」的設想即由此誕生。中共官媒一再強調香港社會可能發生的分裂和動盪。這種擔心是正確的，但是它們錯誤地將原因歸結為政治反對派的「極端行動」。事實上，迄今為止，政治反對派都在盡最大的努力進行和平抗議。中央政府必須誠實地面對反對者的困境：如此大規模的和平抗議都不能發揮作用，接下來應該怎麼辦？
官方有人顯然在期待着更激烈的反抗出現，這樣就有了暴力鎮壓的理由。反抗者也在悲壯地為這種歷史時刻的到來進行準備。患有暴力依賴症的中央政府必須清醒，暴力鎮壓不僅傷天害理，而且可能會產生他們無法承受的政治後果。到目前為止，香港人心盡失。再進一步，失去的將不只是人心，香港恐怕永無真正的「回歸」之日。
落實真普選，實現真民主，和平抗議的聲音仍然會存在，但是它就有了一個最終發揮法律效力的通道，也就是通過影響選票來影響政治。只要這條通道存在，和平抗議就不會演化為無法收場的暴力衝突。否則，正如中國大陸長期面臨的情形一樣，香港社會將始終處在動盪的危險之中。
長平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