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大遊行，自2003年以來，已經持續11年。11年前的50萬人上街，迫使北京暫緩廿三條立法，成為香港回歸之後本土社會運動的集體記憶，亦深刻改寫了這一回歸紀念日的政治與社會意義。在2003年之後，這一盛大的社會運動似乎再難取得當日輝煌，而一些激進人士更將其與六四燭光晚會一同貶低為「左膠」唱K團遊行。「遊行之後怎麼辦？遊行到底有冇用？」相信這是十年來每個參與七一大遊行的市民心中的疑問。
首先，有必要引用記協前主席麥燕庭在《七月圍城》一書中的表述，她將七一大遊行比喻為一個燃燒的火種，對香港的民主前程起到薪火相傳的作用，認為「火種點起後，有時會有挫折，有時火苗會黯淡下來，但不會熄滅，一到時候又會熊熊燃燒起來」。
期待通過一次街頭抗爭就實現真普選的民主政治權利，是一種太過天真而懶惰的想法；期望畢其功於一役，迫使中央政府收回白皮書與否定公民提名的成命，也是不切實際的。政改路上，少不了阻撓、消解與困惑。而加重這些反對與消解民主運動的力量，無疑是中央政府與建制派所力圖達成的目的。如此情景下，港人惟有越挫越勇，屢敗屢戰。
猶記得去年七一，在風暴「溫比亞」吹襲帶來的雷暴警告影響下，43萬港人仍無懼風雨參與遊行，成為2003年後遊行人數的第二個高𥧌。一年過去，香港社會政改僵局未破，港府施政權威繼續困擾於認受性低下之弊，中央政府及其代理機構與御用學者則日益打壓香港公民社會與泛民的話語空間。
這是紛爭與焦慮的一年，是壓制與抗爭的一年，也是失望與憤怒的一年。新近的國務院白皮書與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等霸權與威權的政府行為，無疑強烈刺激了此次遊行。有家長就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參與大遊行，認為政改及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都給人「無得傾」的感覺，擔心自己若不上街，意見會被騎劫。誠哉斯言！
而像這位家長之前一樣處於沉默的大多數，至今仍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之所以不參與遊行，或許是傳統的政治文化心理作怪，認為普通人毋須參與政治，即使參與亦無用；或許是逍遙派，認為不論香港是真民主或半吊子民主都於他們無所謂；又或者他們根本就不反對半吊子的民主，認為他們的權利與利益還未受到侵害，甚至還像某些「愛國愛港」組織一樣反對真民主。
不過，參與人數不是衡量七一遊行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更不應該過份重視。我們可以看到，香港警方每年的統計人數都與民陣的統計人數存在很大落差。執着於遊行人數，豈不是掉進警方的陷阱裏去？更加不能因為人數多就覺得勝利在望，人數少就覺得沒有希望。更何況，在現在的港府與中央政府眼中，人數多寡構不成一個真正制度性的壓力。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一項慶祝回歸的活動時赤裸裸地表示，中央政府對政改的方案「不會因為某種所謂的全民投票，或者是遊行示威的規模，而有任何的改變和動搖」。張曉明之所以敢於如此坦白，也許就在於他認定遊行示威人數不會真正形成有助於泛民的壓力，因為香港社會還有沉默的大多數，也還有一批人支持建制派的基本盤。
而港府在回應七一遊行的民意時，每年都不外乎毫無誠意地表示「特區政府尊重市民發表意見的自由和權利」，今年還不忘加一句「亦一直鼓勵市民透過合法的途徑，以和平的方式表達意見」。只不過，市民表達意見之後，港視照樣沒有得到發牌，東北發展計劃照樣被鹵莽通過，蒼白的白皮書則要進一步提「全面管治權」。
七一遊行作為公民社會的一種民意表達形式，放在民主社會當中，所能產生的制度性壓力可想而知；然而，在香港這個半民主的城邦特區中，卻無法對受命於專制中央政府的特區政府形成制度性的壓力。它一方面表明在這種半民主社會中，民意不可能被真正重視，並呈現出一種邊際效用遞減的趨勢，而2003年七一遊行的奇蹟，也就不可持續。
因此，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在七一遊行之外，還要多做些甚麼？」當務之急，恐怕還是泛民能夠團結一致，公民社會能夠與之首尾呼應，在爭取真普選這一仗上，走的比七一遊行更長更遠。通向民主的路必將遭遇不民主，通向自由的路也不是免費的。或許在多年以後，不再需要港人如此無力吶喊。
蘇鋒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