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年春節前夕，林道群兄來問我說，「余英時先生已同意給我寫一幅墨寶，不好意思再讓他老人家給我郵寄，你能否幫我去取一下寄來。」我即拍胸脯說沒問題。過了幾天，好像是大年初三，我正好在王子鎮上閑逛，不想迎面碰到余師母。拜年之後順口提起了墨寶之事。余師母答說，「紙和墨都已經買好了，等他閑下來時就寫。」四月裏為余先生在最後一期「蘋果樹下」的文章，又闖過一次余府。那篇文章上附的書法是余先生1985年為董橋先生寫的墨寶，內容是余先生1978年大陸之行時寫下的兩首滲透着中國情懷的七絕「鳳泊鸞飄廿九霜」。今年離1985年正好又是29年了，余先生看到那字時僅說了，「他們用了這幅字」，我間或聽到了一種感嘆時光飛逝的話外音。
端午節剛過後的周一黃昏時分，意外地接到余先生的電話，告訴我說字寫好了，隔天傍晚可以去取。我大喜過望，第二天準時來到竹林清幽的余府。余先生對我說，寫字就像作詩一樣要有一種Mood（「興致」）才能寫得好；又說，找了一首與香港有關的舊作。余先生的行書秀麗柔和，給林兄的墨寶是余先生1973年向哈佛大學告假兩年，準備赴任新亞書院院長，臨行前給老師楊聯陞寫下的一首贈別七律。詩曰：
火鳳難燃劫後灰，僑居鸚鵡幾旋廻。已甘寂寞依山鎮，又逐喧嘩向海隈。
小草披離無遠志，細枝拳曲是遺材。平生愧負名師教，欲著新書絹未裁。
余先生最為擅長寫七律。這首律詩的前四句無疑凝聚着一種相當感人的情懷：大劫過後，即便是鳳凰湼槃，也很難在廢墟上再建新天地，但是就像佛經上說的陀山鸚鵡，因為眷戀自己曾經僑居過的土地，明知不濟，也要「以羽濡水」，助一己微薄之力。這便是促使已甘寂寞的詩人奔赴喧嘩海港的緣由。這是我所看到的余先生最早關於陀山鸚鵡的文字。這種眷戀之心，在十二年後的一篇隨筆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這就是1985年余先生給《明報月刊》「中國的情懷」專欄寫的「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一文。
余英時先生所說的「中國情懷」實際就是一種文化鄉愁。余先生曾說：「所謂『中國情懷』其實便是一種中國文化的情結。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蘇武書》所謂『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癥結。」余先生又說：「我的『文化認同』始終是中國，不是西方，雖然我對西方文化優美的一面也十分欣賞。」我仿佛豁然之間感悟到，「中國情懷」與董橋先生說的「舊時月色」是相通的：都是一種對特定時期的中國文化的眷戀之情，是一種文化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