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0日中國國務院發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愛國者治港」，這個30年來一直以領導人講話與黨報文章的形式存在於中央治港政策的「潛規則」，終於在香港迎接普選的前夜攤牌，在白皮書中正式登台。
白皮書說：「『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這就是鄧小平所強調的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因此，「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何謂「愛國者」？無論白皮書還是北京負責香港事務的各級官員，都會講到出處鄧小平。但有趣的是，即使是最初提出「愛國者治港」的鄧小平，實際上也在不同時期，因應時勢的變化，對愛國者有不同的定義和要求。而回歸之後，不同時期被強調的「愛國愛港」，同樣也是針對不同的時勢背景。誰是愛國者？稍稍懂一點近當代歷史的人知道，這恐怕也是今天中國最撲朔迷離的問題了。
1984年6月23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時首次提出「愛國者治港」的概念。他說：「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而甚麼叫愛國者？鄧小平當時的定義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這是中英談判到了最後的關鍵時期，鄧小平這番話的背景是爭取港人支持回歸，因此，「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成了愛國者的最重要標準，也成了獲得「港人治港」權利的前提。除此之外，鄧發揚了共產黨在爭取統一戰線時的一貫精神，幾乎別無所求。
1984年10月3日，《中英聯合聲明》草案通過之後，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港澳人士國慶觀禮團時再次聲明了未來的治港者要「愛祖國、愛香港」，這一次，標準是「不做損害祖國利益的事，也不做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此時，香港回歸已成定局，「不損害祖國利益」相應地也成為對愛國者的新要求。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接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當時剛結束的八六學潮觸發了鄧小平對中國政治前景的擔憂，他開始在大陸扭轉政治風向，推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對香港問題加入新的闡釋。在對草委的講話中，他說：「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榮和穩定，五十年以後也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
這一次講話，鄧小平沒有具體談及愛國者的標準，但相比最早的「尊重民族」、「擁護回歸」，其後的「不損害祖國利益」，顯然已經有了新的重要延伸，這裏的「國」，已經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三位一體，而「愛國」則通過「不愛國」的行為來反向定義，就是「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
這是已經走向八九的鎮壓者鄧小平，而不只是八十年代初期畫下「一國兩制」宏願的改革者。而這個1987年版愛國者闡述，才是回歸之後被廣泛參照的。
白皮書的參與起草者之一、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強世功此前接受筆者訪問時談到：「不少人說他們愛的國是祖國河山、歷史文化等等，而不一定是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者有甚麼分別呢？」顯然，這裏的「國」已經是明明白白的「共產中國」，而非「文化中國」。
強世功承認，在香港談「愛國」始終存在其內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無法正面處理「愛國」與「反共」的關係時，強世功認為，關於愛國者，最有可操作性的定義，就是喬曉陽去年在香港發言時提到的：「不對抗中央。」
筆者曾做了一個小調查，從1998年至2014年，統計《文匯報》、《大公報》歷年來出現「愛國愛港」這個詞的頻率，可以看到，2003至2004年，以及2013至2014年是兩個最高𥧌，遠高於其他年份，而這兩個時間，正是中央政府換屆、香港大事頻發，中央治港政策出現轉折的關鍵時點。每逢此時，愛國者便會被召喚出，賦予與時俱進的意義。如今，這個身段柔軟、見招拆招的愛國者，在白皮書一錘定音。
艾墨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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