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兩周。《永遠的０》、《風起了》和《東京小屋》都以二戰日本為背景。《永遠的０》狡巧地借表面的反戰，來為侵略國建構了一個戰爭英雄，實質對戰爭的不義毫無反思；《風起了》講在紛亂的時代一個單純追夢者的矛盾與悲哀，這命題我深感共鳴，但我覺得宮崎駿在創作《風起了》時自己好像仍處於一個躊躇的狀態，然而我非常欣賞七十多歲的宮崎老師仍真誠地探索着生命；至於《東京小屋》，真是電影的極致表現，當中的人文關懷，對人類最原始美德的讚頌，看得我眼淚直流。它的大部份場景都是在小屋之中，主線是紅杏出牆，戰爭是副線，而且主要是借人物的對白帶出戰事的發展。但論反戰觀，《東》 比以上兩個作品都強。
在那個時代，人民受國家洗腦，日本攻陷了南京，就歡天喜地，以為國家從此所向無敵，超市還搞大特賣慶祝，電影拍了出來，現今的觀眾就能回望到當時的無知與荒謬。這些情節都是透過年老的多喜的回憶帶出。多喜是當年小屋中的女僕，限於她的教育程度和生活層面，究竟能對當年的時事有幾多認知呢？她的外甥的兒子健史卻多番叮囑她，那是戰爭的時代，不要美化歷史，健史更特別不恥那超市大特賣的所為。多喜不知有多聽得入耳，卻可以肯定十分埋頭苦幹地忠於自己的所見所感書寫她的回憶。
作家董啟章對《東京小屋》有一個很精闢的分析：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一直不敢面對二戰的歷史，多喜卻努力、忠實地寫下那段時間的「私史」；「公史」要逃避戰爭罪孽；多喜卻為從前對主子做過的欺騙內疚一生，不能忘懷。《東京小屋》的反戰意味就是藉着這個戲裏戲外的對比帶出。然而多喜要寫「私史」並不是出於甚麼對歷史的道德責任，而是發乎對主子的往日情。因此，陶傑說：「《東京小屋》既沒有『反戰』，也沒有反『反戰』，因為編導的人文情懷，超越了太平洋戰爭。」
小屋中的偷情
它的人文情懷還超越了夫妻間的道德枷鎖。平井家的老婆愛上了老公的下屬板倉，二人發生了地下戀情。這段偷情描寫得「異常地常情」。電影固然沒有作出道德批判，但我更欣賞是對那被欺瞞的老公的描寫。在這三角關係中，老公顯然是「他者」，這種角色通常會被醜化，例如不解溫柔、醜樣、大男人……以致我們不會怪責老婆戀上了年輕溫柔的才俊。《東京小屋》的這個老公的角色，原本具備所有符合這種通俗化劇情的條件，但當落入山田洋次大師的手中，卻沒有失去尊嚴。板倉在行軍前幾天的風雨夜來到平井家，告訴自己被徵召入軍，向各人道別，平井先生感到非常可惜，說國家要他去打仗真是浪費人才，更提意大家喝酒為他餞行，板倉婉拒了，但答謝平井先生、夫人以及傭人多喜對他一直以來的照顧。很感人的一幕，這一刻，我們幾乎忘了在場各人的衝突關係。
戰爭結束後，多喜從鄉下回到已變成灰燼的東京小屋，她在屋後的防空洞看見兩夫妻相擁的遺體。這段劇情透過年老的多喜回憶時的畫外音道出，十分斷腸，夫婦間的愛沒有因妻子的出軌而褪色。山田洋次描寫的情，步履輕盈的就跨越了角色的典型。前陣子全城都對別人的外遇評頭品足，我們實也應該對當事人留有一分尊重。
【願無盡】
撰文：黃修平
《狂舞派》金像獎新晉導演，拍電影、教電影、學電影，夢想、創意與時並進。
本欄逢周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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