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最逼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甚麼？是糧食短缺？還是疾病和各種天災帶來的禍害？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抑或是國與國之間因為文化、信仰和種族差異構造成的地緣政治衝突？
天災難免，但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處理疫症和天災的能力普遍也越強。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死亡和失蹤的人數加起來兩萬人不到。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最保守估計死亡人數已經近七萬，一萬七千人失蹤，受傷人數三十七萬。
糧食問題，也是經濟問題。二十世紀的農業技術突飛猛進，打破了許多自然物理的限制。農業出產，不再單純靠土地加人力，更重要是資本和技術的投入。落後國家糧食短缺，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資本短缺，而非缺人缺地。
對環境保育，一樣是取決於技術和資本的水平。發達國家除了國民對保護環境有更強的意識，更重要是技術水平越高的地區，使用天然資源，尤其是能源應用的效率也越高。當然，經濟越發達，消費越多，耗用的資源也越多。事實反映，對環境破壞最嚴重的地方，往往也是最貧困的地方。
反資本主義的新馬克思信徒，將問題歸咎於發達國家將污染的經濟活動轉移到第三世界，但是同樣的經濟活動，例如採礦和鑽探石油燃氣等，在發達國家境內操作，對環境的破壞也普遍更輕微。2010年墨西哥灣深海鑽油台爆炸造成漏油意外，使一百七十萬加侖原油流進海中；最初海水中的甲烷濃度，急升至正常水平的十萬倍，但由於迅速徹底的善後工作，三個月內海水的甲烷濃度已經回復正常。根據美國政府的估計，這場被稱為世紀災難的漏油意外，殺害約六千隻海鳥、六百隻海龜以及約一百隻海豚，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假使同類事件發生在發展中國家，有理由相信結果將會是對環境破壞更嚴重的真正生態災難。
說到底，資本和技術，未必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絕對有助減輕問題對人和環境帶來的創傷。但至於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又是否可以透過經濟途徑調和呢？毫無疑問，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矛盾，並非完全可以由經濟增長所消弭，然而經濟發達的國家之間，更傾向以外交解決矛盾，畢竟武力衝突的代價越高，發生真正戰爭的機會也相對更低。再者，二十世紀的歷史也肯定，貿易和經濟上的往來，不但增加了武力衝突的代價，能夠貨通有無，也減低了戰爭的必要。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新秩序當中，重點之一就是促進自由貿易的關貿總協定，以致後來發展出來的世貿和各種雙邊及多邊貿易協議，或多或少都有化干戈為玉帛的含義。
說到這裏，相信各位至少可以認同，人類社會面對各種嚴峻的挑戰，經濟發展是舉足輕重的一部份；雖然其他方面的發展一樣不可或缺，但經濟發展本身應該被視為答案的一部份，而非問題的一部份。
可是，反資本主義的信仰，卻認為發展本身就是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述當中，控制了資本的人和國家，透過市場運作累積更多資本，累積更多資本，累積更多資本……如是者，結果就是無止境的資本集中在少數人和某些帝國主義霸權手上。戴上了馬克思主義者的紅色濾鏡，經濟發展不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各種天災人禍的根源。
新馬克思主義者法國學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新作《21世紀的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被譽為馬克思和思格斯的《資本論》的續集，當中引用了各種統計數字去肯定資本累積的現象在二十世紀變本加厲，引證了馬克思的預言。說到底，在某些人眼中，天災和人禍，都是資本主義的錯，根本地去糾正資本主義財富集中的原罪，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
撇開皮克提的推論方法是否成立，也暫且不理會經濟學界對數據準繩的質疑，皮克提建議的環球累進財產稅，背後有個盲點，沒有講清楚明白：既然是環球歸一地徵稅，再分配的過程亦必須透過一個由上而下的跨國世界政府去統籌。更正確一點說，當主權國家將如此決策再分配的權力也放棄，主權也不再是完整，國的概念也越來越含混。
原則上，權力越往上移，掌權者就越不對人民問責。毫無疑問，世界大同，打破國界，是偉大的構想。但在執行上，一個由上而下管轄全球七十億人的超級政府，施政要是有規有矩，則難以貼近每個人的需要，可是若然賦予這個政府極大的酌情權，這個政府就會變成一個違反法治的人治權力機構。說到底，對權力的迷信，總離不開對哲王賢君臨世的祈盼。說左翼是理想主義，當中有一定的哲學根據。
法治、民主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本來就是沒有邏輯上的矛盾，重點是我們要接受，人類社會在不同的時空，總會遇到需要解決的問題。企圖構造完美的新世界，以為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淨土，才是對人類和自然的最大危害。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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