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依然是當今中國政治生活的最大禁忌。一個號稱「盛世」的中國，卻忌憚於任何揭開歷史真相的努力。在「盛世」的軀殼之下，隱藏着統治者深層的政治忌諱和恐懼，而陷入犬儒主義的社會情緒似乎間接地迎合着這樣的一種管制。
筆者不禁想起乾隆「盛世」期間發端於江浙地區的叫魂妖術案。美國著名史學家孔飛力（Philip Kuhn）教授曾寫下《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這一名著。所謂「叫魂」，指的是江湖術士剪人辮梢施加法術，以達到傷害他人或獲取他人魂魄以增強自身力量的目的（而蓄辮被視為民眾是否認同滿清統治合法性的問題）。
在中國的帝制時代，乾隆皇帝可謂空前絕後。他治下的大清帝國達到了權力與威望的頂峯。然而在1768年春季至秋季，整個大清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卻被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搞得天昏地暗。百姓為之惶恐，官員為之奔命，乾隆皇帝也為之寢食難安。然而，在整個大清朝的官僚體系自上而下嚴厲的整治妖術運動，不過是乾隆皇帝本人的幻覺與臆想所致，最終不了了之。這一齣由乾隆皇帝敏感神經引發的政治鬧劇，對他所鑄就的「康乾盛世」開了一個黑色的玩笑。
儘管「叫魂」案迄今已近二百五十年，當今中國社會的政治與社會狀況與其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在中央集權的政治統治下，「叫魂」案所揭示的社會不安全感與官僚體系的僵化、統治集團對反對力量的幻象與真實的恐懼，仍然是中國社會的特徵。「叫魂」案首要的問題，在於其背後蘊涵的滿清統治者對漢族社會潛在的反清意識的敵意和恐懼，是滿清統治者對他們曾經犯下的族群衝突原罪的警惕。
「叫魂」妖術及傳聞的源頭浙江所屬的江南地區，在明清時代已成為中國經濟的重心，高度商業化蘊含的經濟力量與傾向地方自治的士紳傳統，構成對皇權的潛在威脅。清朝初年剃髮、易服等強制行為激起的滿漢衝突、「嘉靖三屠」、「揚州十日」的族群屠殺記憶，甚至直到乾隆繼位也依然在民間傳播的「反清復明」的口號，使滿族征服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經，「叫魂」案無意間觸動這根神經。
而今天的中共，仍時時警惕着民間對中共的歷史錯誤的揭露與爬梳。在去年流傳於網絡的中央「九號文件」（即「七不講」）中，其中之一明確指示各級宣傳、教育機關不講黨的歷史錯誤，力圖系統性地刷除歷史與社會記憶。那麼，對六四等政治禁忌的紀念，也就構成了對中共政治神經的挑逗與刺激。它從中也體現出集權統治的脆弱性，亦即任何群體性的社會問題、族群問題都可能被政治化為攸關統治合法性的生死問題。
孔飛力還指出，乾隆朝對「叫魂」案的處置由於被視為潛藏着漢族謀反的陰謀而被以超出法律框架的非常規路徑來處理。「叫魂」案中的官僚階級受中央集權的發動，為保全職位而竭盡全力揣摩、迎合上級意圖，將「叫魂」案從無到有製造出來，形成競賽之勢。而當下中國民間紀念六四的群體和集體性活動，在當局眼中也事關黨的執政安全，被逮捕的人士要麼被扣以「尋釁滋事罪」，重則被治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中共從六四事件中總結出來的「穩定高於一切」的政治教條，嚴密地綁架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使得國家應對社會危機的行為常常被政治化。舉凡針對新疆暴恐勢力的應對，對群體性事件的應對，對公民維權運動的壓制，對傳播憲政與公民社會理念的組織與個人的清除，無不體現出這種超越常規法治的管制模式。
可悲的是，只要軍隊仍然是中共的槍桿子，並繼續一黨獨裁的威權統治，六四的真相仍將塵封在歷史的深處。而中國一日沒有走出六四的創傷與陰影，中國的民主化也講是鏡花水月，公民社會繼續被壓制，官民之間的矛盾也會纏繞着六四的幽靈。走不出六四陰影的中國政治，又如何能夠使中國真正樹立思想與文明的自信？更遑論所謂中國夢。
蘇鋒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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