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跟朱耀明重遊西貢黃麖地，他在一間村屋外靜靜沉思。想起1989年的夏天，這裏來了一批「住客」，呂京花、程真、孔捷生與遠志明等民運人士，統統曾在這裏等待黎明。兩層高的村屋，高𥧌期同一時間住了10幾人，「我同張文光、劉千石嗰陣不時嚟探佢哋；可能佢哋𠵱家都未必記得住過呢度！」
獲入境許可證後可工作
人少僻靜是安全屋的首要考慮。朱耀明表示，黃麖地村當年只有極少村民，沒有太多人留意到這批「鄰居」，住客住得安心之餘，更加不時到附近的北潭涌度假營附近散步，以打發等待外國收容的苦候期。朱牧猶記得，當年特別為這班住客訂定作息時間表，希望住客們的生活有規律，「大部份都好聽話」。
獲黃雀行動協助的民運人士，一般會到上水新屋嶺的扣留中心進行審查，繼而申請香港入境許可證（Permit to Land in Hong Kong），三個月之後再續期。
朱耀明表示，獲得許可證的人期間可以在香港自由活動甚至工作，當時的逃亡者來自五湖四海，「有啲期間去做地盤工人、有啲甚至喺出版社搵工作做，有啲人甚至攞住呢張『行街紙』出去夾份租屋」。
除了如柴玲及吾爾開希等特殊緊急個案，可在無文件下離港，民運人士獲外國政府收容前須申請簽證，而這份Declaration of Identity的申請須一位律師或太平紳士作證，「當年幫我哋見證最多嘅係何俊仁」。朱牧當年也不時向外國領事館寫信，為逃亡至港的人士申請政治庇護，「嗰時好多人唔敢留喺中國」。
當年黃麖地村屋的門前小樹苗，今日已經高高長成樹牆，差點便把安全屋完全遮蓋，安全屋變得較25年前更加隱密。朱牧坦言極少與當年的住客聯絡：「我想佢哋好自由自在咁生活，毋須將呢件事掛喺身，成為佢哋嘅負擔」。在這片曾經接待無家可歸者的黃麖地之上，朱牧希望他們終有一日，愛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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