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澳門商人馬萬祺在北京過世，北京給予其極高榮譽，稱其為「著名愛國人士、中國共產黨親密的朋友」。此前，北京曾給予本港巨賈霍英東這個稱謂。而同樣曾位居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安子介2000年逝世時只獲得「著名愛國人士」的評價，沒有馬萬祺和霍英東高。馬萬祺晚年長居北京，在北京301醫院過世，這個醫院有特殊政治意涵，是包括鄧小平在內前中共領導人過世前均曾在此醫院就醫。
「紅色資本家」一個個謝幕，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標誌着一代人的告別逐漸開始。在北京和本港以及海外，這些位居高位的本港及澳門紅色資本家得到的評價和觀感截然不同。
冷戰時期，紅色政權不受周邊國家待見，香港、澳門成為尚在襁褓之中的北京政權唯一的對外視窗與管道，這一時期的政治選擇奠定了香港和澳門一代富豪們的未來之路。霍英東、何賢、馬萬祺、安子介等人打前卒，在這之後亦有包玉剛、李嘉誠等人，紅色資本家與北京的關係十分親密。
與其他紅頂商人相比，馬萬祺的商業色彩較淡，政治色彩則濃厚許多。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馬萬祺長子和次子在小學畢業後都被送到內地學習。1965年，長子馬有建在西安冶金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首鋼工作，文革期間曾備受中共元老葉劍英的保護和照顧。也是在葉劍英介紹下，馬萬祺之子與曾任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之女成為夫妻。在中共建政之前，馬萬祺就與中共保持了合作，他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中共將領葉挺助手的身份照顧葉挺將軍一家大小的生活起居和對外聯絡工作。
葉挺離澳北上後，馬則留在澳門，接受地下黨的領導，幾乎參與了以後70多年中共在澳門的一切重要政治工作。1949年，國軍南京失守時，馬萬祺欣然做詩稱，「倒懸已解人歡暢，殲盡頑軍早建邦」，對中共政權的仰慕之情溢於言表。也因此，馬萬祺在北京看來，一向政治正確，其生命最後幾年曾數次建議北京往澳門派駐軍。
這種信任也變成了日後的政治資源，除了馬萬祺生前任職全國政協副主席外，長子馬有建曾任北京市政協常委，而次子馬有恆曾任湖北省政協常委，三子馬有禮亦已連任全國政協委員。對於北京來說，這些商業大佬在港澳回歸前的作用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無異。翻開香港與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名單，那些熟識的大佬名字幾乎一個不拉。霍英東、馬萬祺、安子介，前澳門特首何厚鏵均在名單之內。
同樣作為回報，這些紅頂商人往往在北京最為困難的時候伸出援手。六四以後，一些原本與中方有接觸的本港資本家曾主動疏遠中共，但此後中共高層為打破僵局，主動邀請霍英東和大兒子霍震霆兩次赴京，與江澤民和李鵬會見，由此延續了他與中共領導人的良好關係，其他資本家也隨之而來。為展示誠意，北京還主動開放意識形態第一街長安街，允許霍英東和李嘉誠等人的物業入駐，並讓舊址上一些部委辦公場所拆遷讓步。
如今，北京已足夠強大，港澳兩地特首均為其信任的人選，溝通已無障礙，商界大佬們過去持有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高位也由兩地特首卸任後取代，紅頂商人居中傳話的作用將相對減弱，霍英東、馬萬祺這樣在北京有巨大人脈和影響力的人物將很難出現。這些商業領袖獲得北京方面的信任，幾乎用了一輩子時間來顯示出其政治上的忠誠。
隨着本港政府首次授予大紫荊勳章的12人相繼過世，他們的時代必然結束，北京不會因為一個偶然事件信任任何一名港澳政治人物。也許在競爭中，這些大佬的二代會更有優勢，但繼承財富的人並不就能保證繼承政治人脈。在港澳，他們的父輩們，隨着人們對北京的恐懼與擔憂，那些巨賈身上所謂「拼搏」的香港精神的色彩幾乎淡化，「紅色既得利益者」是大多數人的既有印象，父輩們如此，何況那些只會包養內地明星和美女運動員的富二代？
鄭語
內地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