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和丈夫2010年6月3日晚上在木墀地拜祭亡兒。記者甲記得當時街道一片死寂，「鬼佬、日本人、香港人喺條街踱步，全部都係記者，每個人後面都有條友（國保）跟住，保持距離」。記者只能在封鎖線外採訪，事後公安叫的士送丁回家，不讓記者跟車。
往後每年6月，丁子霖再沒機會到木墀地拜祭。記者甲說，有香港記者去年六四故意不坐採訪車，坐巴士去木墀地，下車即被國保趕走，「以前搵人盯住你，𠵱家連採訪地點都唔畀你去」。甚至有國安上記者辦公室「傾偈」，言談間示意掌握記者行蹤，「今年我擔心六四嗰日連office門口都出唔到，有諗過之前嗰晚唔返去，出面搵地方瞓」。
跑中國新聞多年的記者乙說，茉莉花事件後當局把政治事件「刑事化」，透過拘捕和嚴刑來打壓六四維權人士。記者電話和電郵被監控已是家常便飯，「俾人捉就慣㗎啦。做得耐，我好似有感應器，知道邊個係便衣。」但他也有失手時，曾有青年仗義駕電單車載他去採訪現場，抵埗即被圍捕，原來青年也是便衣，「佢動用所有資源，唔畀訊息流出去，我喺縫隙入面求存，將影像攞出去」。
年輕記者有責任承傳六四
李旺陽事件後，記者甲認為最困難的不是採訪，而是說服上司確保不會出現下一個李旺陽，衡量風險後，有時只做電話訪問，「其實好多受訪者唔怕，反而諗點樣可以再講多啲。就算好少人聽，好少人share，都會啟發一啲讀者去諗呢班人，你做緊嘅嘢就有價值」。記者乙必定先向受訪者提出安全考慮，「推翻共產黨」這類soundbite一概不會播出，「冇必要為咗一句說話，攞人哋自由生命較飛。」李旺陽事件故然令人懼怕，卻激發更多人願意冒險受訪，「我諗通咗，如果咁樣就唔做，根本唔可能跑大陸新聞，呢啲後果唔係記者造成，我要放得低」。
記者乙記得1990年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看見坦克輾過石級的痕迹，「香港好多人都話好消極，但係八九年咁多人遭殃，國內人依然咁頑強去維權，我哋邊有資格消極？」甲指六四新聞對年輕記者來說吃力不討好，但當年見證的記者已退下火線，後輩有責任承傳，「做六四唔係要搵新嘢，而係不斷提醒香港人，有啲乜嘢你哋係忘記咗」。
【六四25周年專頁】燭光不滅，血仍未冷，民主中華，花果漂零。蘋果請你一同見證：良知，從未貶值！ http://64.apple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