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之際，中共如臨大敵，以莫須有的「尋釁滋事罪」對民間紀念活動加緊壓制。繼高瑜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刑拘後，《南華早報》前駐京女記者吳薇及日本經濟社北京分社一名記者分別被捕，相信與浦志強案有關。當局如此廣撒網打擊，目的是通過製造寒蟬效應來撲滅民間紀念的火苗，讓六四的真相成為不可觸摸的歷史。
中共恐懼民間對六四的紀念，因為它是這個還沒有褪去革命黨色彩的執政黨的污點。對於來自民間的質疑，中共都視之為對其政權合法性與執政地位的顛覆。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教導學生，「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學生們被教育不能忘記國民黨治下舊社會的苦大仇深，不能忘記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而中共治下造成的人道災難，特別是文革，只是被輕描淡寫。六四在官方話語中從「政治動亂」、「反革命暴亂」到「政治風波」，雖有性質變化，依然是記憶禁區。這種嚴格管制不單使六四真相撲朔迷離，更使民間陷入自我懷疑、紛爭與內訌，無疑是執政者樂於看到的。
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粹集中營倖存者Elie Wiesel說，「因為有些德國人不願意他們的罪惡被記憶，因此我說無論是誰忘記了那些罪惡，誰就是那些兇手們的幫兇；無論是誰想要忘記，鼓勵別人去忘記，也都是那些兇手門的幫兇。」德國人曾因納粹的反人類罪行在記憶與遺忘之間鬥爭，最終選擇向歷史敞開心扉。這種情形，未能在當下的中國重現。
首先，德國人的反思是以政權更替為基礎的，是德國人的良心對納粹的種族屠殺的撥亂反正，是以德國人的「今日之我」否定納粹的「昨日之我」；而六四慘劇的製造者今天仍是中國的執政者。
其次，社會現實中，民間的記憶要麼被迫遺忘，要麼主動遺忘。被迫遺忘是因為國家暴力機器一直在製造恐懼，使人們不敢越雷池半步；主動遺忘，是因為六四之後，市場化浪潮使中國人陷入「悶聲發大財」的犬儒思潮之中，民主政治的幻滅更使逃避政治成為一個現實的選擇。如果說今日的大陸年輕人不了解六四，是因為官方的系統性過濾；那麼，他們的父輩則選擇了對這段歷史進行自我過濾。
米蘭昆德拉說，「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共一方面對其經濟發展模式沾沾自得，另一方面卻對自己的歷史污點諱莫如深。不管是對死難者家屬悼念活動的干預，還是25年來中共教育、宣傳系統對六四的過濾，都表明中國並未走出六四陰影。
如果說六四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那麼在今日的香港，則表現為爭奪六四真相的解釋權。香港一直保持着紀念六四的傳統，是華人相當重要的記憶場所。然而，隨着所謂愛國團體的甚囂塵上，六四紀念也成為爭奪真相解釋權的據點。當中共不便做出正面回應時，受中共支持的建制派力量就突然站了出來。譬如，由某些愛國團體組成的「六四真相」組織，不滿支聯會對六四的解釋，指社會上對六四的評論大部份是以偏概全，又指支聯會發佈有關六四的資料斷章取義，更指當年學運時，街上都是縱火打人搶劫的暴徒，天安門母親兒子死在暴民集結的木墀地等。
他們為何如此熱心於傳播他們所謂的「六四真相」？如果不是上面有人授意、支持，他們為甚麼要來替中共說話？更為可疑的是，真相從何處來？最大的真相掩蓋者以「國家機密」為名來壟斷「六四」的真相，其結果只能是以謊言來掩蓋已經曝光的真相。
只要中共的執政理念依然是威權專政式的，依然敵視公民社會，壟斷各種攸關政治與經濟命脈的資源，那麼，關於六四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不同真相的鬥爭，將在平反六四的路上交織着進行。
蘇鋒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