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說上世紀最好的月刊是《明報月刊》，這不是誇讚，而是事實。我跟《明月》有點淵源，既是它的讀者，也是它的作者，當年《明月》作家陣容中，我是渺小的小輩。《明月》創刊於一九六六年，有關它的發軔流傳着兩個說法，一說是一班海外學者以夏志清教授領頭鼓勵金庸出版的，棲居海外的華裔學者，除洋書外，無法讀到高水準中文刊物，因此希望眾學者看重的《明報》社長金庸能擔負起這個責任，提供精神營養。金庸納其言，出版《明月》。其二是當年《明報》副刊上出現了不少學術性文章，見解精闢，意義深遠，卻不合一般讀者口味，棄之可惜，金庸就想到辦一本月刊來承載，讓學者有發表鴻文的地盤。○六年金庸夫子自道，說當年出版《明月》主要是和文革對着幹。三種因素並存，相輔相成，成就了《明月》。
《明月》創刊時，編輯部設於禮頓道的一幢舊式大廈，創業維艱，金庸自任總編輯，大教授許冠三、大作家司馬長風襄助，構成「三頭馬車」，而編輯亦僅二人，便是克亮（黃俊東）和阿樂（王世瑜）。重用許冠三，意旨明顯，乃是宣示《明月》走的是較高檔的學術路線。在這感召下，四方八面投來的文章自然都是學術水平高的文章，用詞專門，文筆艱澀，不好閱讀。辦了幾期，讀者反對聲音紛至沓來，要求改革。金庸一向民主，參照過讀者意見後，認為不無道理，與許冠三商議，希望能多容納非學術性文章，許冠三並不同意。兩頭馬車意見相左，教授掛冠而去。司馬長風、王世瑜也因稿事、工作繁忙，不克兼顧，引身而退。金庸只好單挑保帥，一邊物色適當人選。
那時候，胡菊人是「美國新聞處」編輯，雅好寫作，常有文章在《中國學生週報》上發表，金庸看過後，認為胡菊人有才情，就請他來編《明月》。胡菊人是一個苦學成材的學者型作家，前後出任過《大學雜誌》老總、《中國學生週報》社長，編輯雜誌，經驗豐富。金庸禮賢下士，請他主編「月刊」，正是慧眼識菊人！胡菊人接手《明月》，採漸進式改革，保留許冠三路線，選登一些學術性文章外，盡量刊載知識趣味性兼備的文章，同時也顧及了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與國際形勢。於是《明月》便從一本純學術性的月刊，搖身一變成為綜合性的高水平讀物，正好符合金庸創辦「月刊」的原則。金庸索性放下編務，統由胡菊人一人總攬其成，而《明月》也就一紙風行了十多年。在胡菊人跟黃俊東兩人的努力底下，《明月》的作家陣容日益龐大，細細點算，便有司馬長風、牟宗三、牟潤孫、丁望跟徐東濱，他們或以政治家立場，通過學術觀點批判中英政制；或以學者身份，駁斥中共所倡行的唯物辯證哲學。其時，中國正處閉關，消息不鬯，不少海外學者和讀者都得依靠《明月》來瞭解大陸情況，因而銷路大增。八○年台灣傅朝樞先生（註：○二年去世）來港辦報，聘胡菊人出任《中報》總編輯，胡菊人應承了，非為厚酬而是着眼理想。金庸幾經挽留不果，只好含淚斬馬謖，在「海城」酒樓設宴，送贈「勞力士」金錶以誌紀念，從此胡壯士一去不復返。胡菊人離任後，《明月》老總一職懸空（後由董橋出任），金庸暫掌編務。一天我上去交稿，巧遇金庸，一把拉住我，誠懇地說：「小葉！謝謝你的支持，以後請多寫稿。」說罷，親手倒了一杯茶，遞在我手上，我焉能不感動，稿寫得勤！
《明月》在七十年代聲名遠播，日本學術界、新聞界都予看重。七五年，我的日本朋友相浦杲教授在港任「港大」客座教授，央我帶他參觀《明月》編輯部，當他看到「月刊」只有胡菊人、黃俊東兩個編輯時（註：《明月》共有兩個半編輯，胡、黃外，尚有詩人蔡炎培，兼負校對編務，因係兼職性質，故曰半），那瞪眼如桂圓、吐舌回不轉的驚訝表情，迄今仍留我腦海。後來我好奇問他相若的月刊，在日本要用多少編輯？相浦教授想也不想就回答「至少二十人吧！」咦！《明月》豈非以一敵十？以兩人半之力，辦出這樣一本出類拔萃的刊物，豈能不佩服金庸、胡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