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
八九天安門廣場上的知識分子周舵與王軍濤一生都因六四改變。兩人都是從小到大在名校中轉、有頂尖的社會關係，89年前途似錦；六四鎮壓後，一個在國內被剝奪發表文章、演講的權利；一個流亡美國，不能送別親人。《蘋果》記者走訪了這兩位分別在北京和紐約的知識分子，對於六四，他們有不同反思；相同的是，走過25年，他們仍然堅持為理想付出，並胸懷鴻鵠之志，為中國的未來思考着、行動着。
陪學生絕食、最後關頭與戒嚴部隊談判，令起碼廣場上萬名學生能撤退保命的「廣場四君子」中，劉曉波再度坐牢了，侯德建被國內解禁登台後不談政治了，高新流亡海外了，剩下66歲的周舵，仍在北京，仍在研究中國的政治發展，近年一些立場轉變備受爭議。他日前在北京接受《蘋果》採訪時說：「20多年來我高舉平反六四的大旗衝鋒，最大代價是甚麼事都幹不了，等於被活埋了。先烈讓給別人來做了。」他說相對於平反六四，清除黨文化、馬克思主義是更關鍵的治本之道。
知識分子最痛「甚麼事都幹不了」
「只要跟我意見不同，恨不得撲上去把人掐死，這就是黨文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到底六四怎麼來，不就是鄧小平的四二六社論麼？四二六社論怎麼來，不就是鄧小平階級鬥爭那套舊思想麼？認定大學生是想顛覆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沒這回事！」反思六四，周舵認為當時體制內外的強硬派中了「黨文化」的毒：「體制外強硬派很少，主要是柴玲和身邊幾個，但由於種種原因，其中最主要黨文化長期毒害，他們主導了學生運動。黨文化是激進革命文化、堅決不妥協知進不知退的文化、敵我黑白二分不相容不共戴天的文化。中國人多少現在還是這樣，你上網看看。」
周舵回憶89年，自己當時是最大民營科技企業四通公司高管，又曾任教高官搖籃中央團校以及北大，前途一片光明。純粹因當時體制內溫和派趙紫陽、胡壠立和閻明復動員一批知識分子勸說學生，才捲入民運。「當時我只是一種責任感，一種本能。非常不幸，我們失敗了，結果是體制內外溫和派全垮台，兩個強硬派流血衝撞。」六四後，周與很多當時知識分子一樣被捕，關了十個多月後獲釋。當局對他的處罰25年從未停歇，除了個人和家人遭受監視、軟禁，最痛還是不能發表文章，不能開講座：「你想一個知識分子最痛苦的，無非是他的研究成果不會產生社會影響。」
對於有人質疑他近年「軟骨頭」甚至「與當局合作」，他一笑置之：「哪個背後無人說。為成就自己的理想經常要承受罵名。」他現在的理想是中國全面多層次的現代化，包括政治現代化，他推崇改良批判革命：「先自由後民主，先法制、憲政、把人權保障做紮實再行民主。香港現在就是有自由沒有民主。一定要培育兩個中派成主流：中左和中右。憲政法制在我們這一代建立不起來的話就危險了。現在九○、○○後追求發財致富、當官出名、明星娛樂至死。」
在國內生存 摸熟中共兩條紅線
周舵認為，馬克思主義知識體系仍在束縛着中國人的頭腦，所以知識分子任重道遠：「西方人是從桌面往上討論，這個桌面就是共識常識。我們不但沒到桌面、連地面都沒到，我們在地下室裏，誰把我們搞到地下室、甚至十八層地獄裏？就是馬克思。」
「當初共產黨講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如果你這麼想就是在幻想。中國現在是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躲起來。一定適得其反。」他說在國內夾縫中尋找空間，全靠摸熟共產黨枱底潛規則──兩條紅線：「言論只要不是訴諸大眾，不帶宣傳煽動性質；行動就要小心了，尤其第二條紅線，群體行動就要格外小心，許志永被抓就因他不僅踩了第一條紅線，還踩了第二條，他沒有任何違法行為，但這不是一個法制國家，還遠呢。劉曉波《零八憲章》也是沒有任何違法的，但他也是踩了那條紅線，搞了群體行動。」
《蘋果》記者